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事关山西未来在全国的核心竞争力，学习相关理论，借鉴发展经验，搞清楚面临的碳中和强约束、小马拉大车等现实问题至关重要。文章通过研究山西中部城市群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依托特色专业镇与县域经济，促进城乡融合一体发展；建立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利益协调机制与省级一体化考核机制；加速实现城市圈、城市群集聚发展；积极推动国内重大科研基础设施项目落地中部城市群；进一步完善消费型和公共文化娱乐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健全和完善中部城市群绿色发展体制机制；用好毗邻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与渤海湾国际通商港口地理优势，促进山西内陆开放新高地建设；结合实际，及时调整大的发展规划及配套考核政策，进一步提升要素资源配置的科学性。

山西中部城市群是我国“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的重要支点。加快推进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对于山西在中部地区争先崛起、在全国版图彰显地位意义重大。文章从区位优势、综合实力、创新要素、文化资源、城镇体系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的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从国家战略、区域合作、空间布局三个维度分析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机遇。与此同时,从外部环境、发展方式、人口变动、城市韧性四个层面阐释了山西中部城市群需要面临的严峻挑战。最后,从产业、科技、文化、生态、对外开放五大领域,针对性地提出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文章构建包含协同发展、发展动能、发展结构、发展可持续性与发展成果共享五个维度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指标赋权方法对我国9个城市群2007—2019年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比较。结果表明：我国9个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呈上升态势但差距较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递减的态势。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总体协同性较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是群间差距。

现代化后发赶超要求以城市群作为主体空间形态,实现效率增进、功能跃升、均衡发展和开放合作。城市群正日益成为托起中国现代化的巨擘,目前我国19个城市群之间规模结构差异较大,以东部城市群发展质量最高。城市群发展失衡的原因在于,城市群城镇体系不合理、公共服务一体化存在障碍、区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城际间综合交通网络体系亟待完善。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我国需要在城市群加快推动形成快速便捷的综合交通体系与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以都市圈为载体优化城市群空间格局与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加快构建包容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城市群的开放发展水平,引领中国现代化发展。

哈长城市群城镇发展质量及其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演变，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经济、社会、生态三个维度构建了城镇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哈长城市群进行评价，并运用TOPSIS法、引力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2010—2018年城镇发展时空演变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哈长城市群城镇质量在时间尺度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核心—边缘”结构分布。第二，各城市间经济社会空间联系强度在2010—2014年略有下降，2014年哈长城市群建设提出后，城市群空间一体化进程加速。第三，GDP总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收入、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影响哈长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县（市）高质量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目标，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支撑。文章以哈长城市群63个县（市）为研究区域，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维度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运用高质量发展测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10—2019年哈长城市群县（市）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演变与驱动力进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2010—2019年哈长城市群县（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五大维度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态势，其中，创新驱动、协调有序、开放程度与共享繁荣四大维度呈波动下降态势，绿色发展维度呈“U型”发展趋势。在哈长城市群内属于黑龙江省的37个县（市）地区中，创新驱动、协调有序与共享繁荣维度均呈现下降趋势，绿色发展与开放程度维度则呈“U型”发展态势。在哈长城市群内属于吉林省的26个县（市）中，协调有序与共享繁荣维度呈持续下降趋势，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维度呈“U型”发展态势，开放程度维度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2)哈长城市群县（市）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性显著，呈现团块式、圈层式的格局特征，县（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主要以块状形式分布在哈长城市群的西北及东南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区域主要呈以东北—西南为走向的条带状分布，大部分县（市）高质量发展呈现集聚不明显、不平衡态势。(3)哈长城市群县（市）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包括经济开放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水平以及集聚能力，根据驱动力排序为经济开放水平>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水平。各驱动因子对哈长城市群、隶属黑龙江省县（市）及隶属吉林省县（市）的驱动力大小和强度存在一定差异，经济开放水平是促进哈长城市群县（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经济开放水平与集聚能力是推动哈长城市群内隶属黑龙江省的县（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水平是推进哈长城市群内隶属吉林省的县（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当前,城市群建设已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城市群发展需要由新思路来引领,应立足本国实际,以功能区划分为主取代行政管辖边界,提高区域性规划的针对性和包容度,强化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管理和创新意识。城市群建设的重点是加强城市群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超前理念整体推进城市群环境保护工作,处理好城市群建设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沿海三大城市群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区域,也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沿海三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体现在创新引领、内引外联、产业高端、治理高效、生态宜居、民生共享六个方面。实现沿海三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协调。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沿海三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是严格生态环境保护,构建高端现代产业体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推进高质量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为此,应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建设开放高效政府,提高城市—区域治理能力,合作共建创新型战略平台。

都市圈是提高城市承载能力和运行效率的重要空间战略,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成渝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群迈进过程中,必须推动成渝两大都市圈由"背向"发展转向"相向"发展,经济合作逐步取代区域竞争成为"主旋律",区域市场逐步由"散乱"走向统一。新时代,为更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应当以国际化现代城市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打造、创新体系协同和交通网络体系连接贯通为重点,打造成渝两大现代化都市圈,引领成渝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群迈进。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由路径,因此,智慧城市群建设也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国内外对智慧城市的研究较多,对智慧城市群的研究还很少见。但是,在城市群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智慧城市研究必然引向智慧城市群研究。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代表性城市群,应通过建设智慧城市群走出一条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道路。目前,京津冀智慧城市群建设面临着人本化程度不高、技术创新能力弱、空间紧凑度低、服务体系开放度不高等问题。要以人本位发展、协同发展、政企合作发展为战略目标,通过科学规划,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开放、统筹数据资源,推进产业智慧化、集群化发展,提高核心技术国产化率等路径,加速京津冀智慧城市群建设。

利用熵值法测度2011-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在梳理多元要素流动影响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选取全局与局域莫兰指数检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特征,采用3种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R&D人才流、R&D资金流和信息流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433,经济全面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明显偏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局范围内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2)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呈现出以长沙为核心的单极化发展趋势,长沙的各要素流和综合流强度均明显高于其它城市;(3)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R&D人才流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与R&D资金流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协调发展与环境友好发展在城市群内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职能的演变会对城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发展质量带来深刻的影响。论文通过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AHP进行综合评价，对城市职能规模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脱钩指数来测度城市职能演变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对城市职能演变与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资源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职能扩大推动了城市高质量发展，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城市职能效应存在差异；超大型城市北京和天津职能效应较强，大中城市的工业职能效应较突出；不同行业职能差异大，生产性服务业职能效应在京津突出，京津冀生活性服务业职能效应不显著，而大中城市的公共服务业职能效应突出；京津冀城市群城市职能演变推动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而对资源环境高质量发展推动作用有限。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职能的演变会对城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发展质量带来深刻的影响。论文通过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AHP进行综合评价，对城市职能规模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脱钩指数来测度城市职能演变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对城市职能演变与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资源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职能扩大推动了城市高质量发展，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城市职能效应存在差异；超大型城市北京和天津职能效应较强，大中城市的工业职能效应较突出；不同行业职能差异大，生产性服务业职能效应在京津突出，京津冀生活性服务业职能效应不显著，而大中城市的公共服务业职能效应突出；京津冀城市群城市职能演变推动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而对资源环境高质量发展推动作用有限。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职能的演变会对城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发展质量带来深刻的影响。论文通过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AHP进行综合评价，对城市职能规模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脱钩指数来测度城市职能演变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对城市职能演变与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资源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职能扩大推动了城市高质量发展，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城市职能效应存在差异；超大型城市北京和天津职能效应较强，大中城市的工业职能效应较突出；不同行业职能差异大，生产性服务业职能效应在京津突出，京津冀生活性服务业职能效应不显著，而大中城市的公共服务业职能效应突出；京津冀城市群城市职能演变推动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而对资源环境高质量发展推动作用有限。

基于2003—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层面分析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影响外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机制,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经研究发现,京津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正相关性,且两者同时表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态势;京津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外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涓流效应”,中心城市科技创新核心区域的资源向外扩张促进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影响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进一步扩展分析发现,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经济创新发展与经济绿色发展有更显著影响,但对经济协调发展与经济开放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反而对经济共享发展有显著挤出效应;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构成的科技创新维度的估计结果中,创新产出对本地以及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明显高于创新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