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歧视在各国经济实践中普遍存在，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备受关注。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就业歧视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较少关注其对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是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之一，就业歧视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改变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现实经济中就业歧视的表现形式众多，其中就业机会歧视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即企业在招聘过程中主观认定雇用某一类型劳动力将产生额外成本，导致企业对该类劳动力的雇佣量少于最优雇用量，进而使社会就业总量减少。基于此，本文构建无就业歧视和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的两主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TANK—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二阶矩匹配法等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货币政策当局执行何种货币政策(标准泰勒规则、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无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扩张性货币政策均会促进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物质资本租金率和整体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与无就业歧视的情形相比，存在就业歧视情形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的促进作用变小，而对物价上涨(通胀)的促进作用变大，即就业歧视会弱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积极效应并强化其消极效应；就业歧视的存在会降低货币政策实施后产出和就业的持续性、提高通胀的持续性，同时也会扩大产出、就业和通胀的波动性。总体上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在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就业的目标；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促进效应在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产出增长的目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经济政策有效性角度探讨就业歧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二是构建TANK—DSGE模型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三是从提高政策有效性角度为不同宏观经济目标下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参考。本文揭示了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减轻就业歧视不仅有助于就业和收入公平，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因而需要构建和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不断减少各种就业歧视。

本文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从存在性检验和强度测算两个方面予以分析,运用虚拟变量刻画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并引入Gumbel Copula上尾相依系数来检测其波动效应的存在。实证结果不仅验证了理论分析的合理性,也证明了美国货币政策的负波动效应,以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传统货币政策间的协同效应。

论文从经济增长、就业市场和通胀水平三个维度对比分析了QE2、扭转操作推出时和当前的美国宏观经济环境。当前美国整体经济形势提升显著,虽然面临诸多下行风险,但温和复苏态势明朗。由于主要经济指标并没有出现实质性恶化,且QE2对促进私人投资效果有限,下半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基调将是"稳定"。为了支持美国经济继续沿着复苏通道前进,并降低下行风险的影响,美联储将继续维持超宽松的货币环境,但不大可能再推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除非市场发生极端负面的事件。将扭转操作延长至"2012年年底",也较为明确地透露了美联储将观察期延长

本文综合金融市场的多维信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我国的金融周期指数。在此基础上,构建TVP-SV-VAR模型研究2003—2017年间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及宏观经济变量间的时变互动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时变互动关系。(2)金融传导渠道可能扭曲货币政策效力,通过金融传导渠道,货币政策不仅会抑制经济增长,还可能加剧通货膨胀。(3)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影响滞后于对价格效应的影响。短期来看,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时变特征与金融传导渠道无太大关联,但随时间推移,金融繁荣对产出的负面影响可能最终使货币政策产出效应发生反转。货币当局应警惕金融繁荣对货币政策效力的扭曲,审慎操作,且不宜承担过多刺激产出的任务。

面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复杂多变,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实现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整与优化。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机制,并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008年金融危机后,金融压力如何影响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这一问题倍受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本文构建了时变权重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来衡量金融体系的运行状态,并通过MS-VAR模型研究了不同金融体系运行状态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呈非线性:在金融压力时期,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弱化。这意味着此时,中央银行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调控。

美联储在2012年12月12日宣布推出第四轮量化宽松(QE4),QE3的冲击还未结束,QE4又再次推出,其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备受关注。本文从引导经济上行预期、缓解财政悬崖、货币政策"去独立性"和全球流动性释放四个方面阐释了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从货币政策调整压力、出口贸易冲击、资本流动不确定性、输入型通货膨胀、资本市场风险投资、外汇贷款波动、大宗商品及房地产价格上涨、美元储备缩水八个方面分析了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并提出了我国的应对之策。

本文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ＳＶＡＲ）模型分析石油价格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石油价格上升对我国产出水平带来正面影响，而跨国面板数据回归显示，这可能与石油价格上升对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一般物价水平影响更大有关，这导致我国贸易条件相对改善相关；此外，我国货币政策调整呈现典型的＂逆周期＂操作特征，且利率＂逆周期＂特征更加明显；非线性石油价格情形下，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石油冲击反应方向不变，但反应幅度减少，该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不作为＂优于微调。

文章将通胀预期、汇率与资产价格在内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引入IS-Philips模型推导了最优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2006年1月至2016年12月的数据实证比较了央行考虑不同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规则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采用动态条件相关系数模型刻画了以房价和股价为代表性的资产价格波动与实际产出和通胀率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我国股价和房价对产出和通胀率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央行考虑对资产价格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会显著降低产出和通胀率的波动,而不考虑对资产价格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会导致更大损失。相对股价而言,房价波动对产出和通胀率的影响更大。相对于严格的通胀目标制而言,混合通胀盯住制有利于降低产出和通胀波动,更适合我国国情。

运用DSGE模型,实证分析了预期与未预期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发现:不同评价指标下,预期与未预期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存在差异,预期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更好;预期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更好,政策效果的稳定性更强;未考虑预期冲击时单指标与多指标评价结论存在背离,考虑预期冲击时单指标与多指标评价结论一致。

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国家的两大基本政策,成为国家干预宏观经济、协调社会总供需平衡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国家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将不断减少,逐步代之以宏观间接调控。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势将成为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仅就宏观财政政策与宏观货币政策的运用,以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选择,进行初步的探索。

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需要调整李晓超总体经济近期一直保持基本正常的发展态势，这是社会各界的共同判断，但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或潜伏的通货膨胀、差距、失业、农业和企业等问题，也是大家一致共同的看法。这其中有些问题会通过宏观经济调控的操作得以逐步解决，...

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石·李守荣·自１９９３年下半年整顿金融秩序，执行“约法三章”以来，经过三年多的艰辛努力，我国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物价涨幅明显回落。这充分证明，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

基于2012年4月30日至2018年12月17日的银行间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本文首次使用波动率回归拟合的方法,从政策利率的角度改进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进一步研究了在不同程度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宏观经济新闻的反应。收集和构建10项宏观经济新闻后,本文发现当市场参与者普遍不能较为准确地预测未来政策变化的情形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在岸、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宏观经济新闻的反应显著减弱。当货币政策存在较高不确定性时,市场对未来政策判断的分歧加剧,进而人民币汇率对宏观经济新闻的反应不足。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增加央行的汇率沟通,可以发挥其对宏观经济新闻的补充作用,同时增强市场对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的反应。本文不仅丰富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经济后果以及宏观经济新闻的人民币汇率效应相关理论研究,而且为未来货币政策制定、调整和实施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为货币当局进行有效外汇市场干预提供了经验参考。

货币政策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政策工具,但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仅仅保持物价水平稳定,忽视金融风险,并不足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近年来中国提出双支柱宏观政策框架以支持宏观经济稳定,这一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我们首先提出了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框架,强调应该注重两类政策目标的协同与矛盾、政策传导渠道的相互交叉与影响、冲击类型与开放条件的差异等,从而保证双支柱宏观调控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效应。接下来,我们建立了一个DSGE两国模型,作为分析双支柱宏观调控稳定宏观经济的案例研究。研究表明,第一,金融冲击下,货币政策有助于稳定宏观经济,且随着汇率制度从固定转向浮动,货币政策稳定宏观经济的效果会明显加强。第二,在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增加以跨境资本流入税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可以有效遏制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机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从而验证了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第三,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与汇率制度有关,当汇率灵活性水平较低时,双支柱宏观调控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