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家族企业面临的困难选择在于是家族继承还是市场代理。从公司治理角度看,这是代理成本与企业长期价值的比较问题,还要考虑营商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企业控制权的丢失;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市场信息完善和要素定价的问题。因此,需要一个考虑不确定性的分析框架。采用实物期权定价方法,构建家族企业继承人选择的期权定价模型,用期权定价模型研究职业经理人能力和资本市场信息甄别能力与家族企业继承人选择之间的关系。用上市企业所在地的人才吸引力和行业内企业数目作为经理人人才储备的替代变量,反映经理人能力;用企业股票的个别风险反映资本市场的信息甄别能力。以1998年至2016年上市的家族企业为样本,用Logit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用实证检验方法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所在地人才吸引力越高,同行业经理人储备越充足,资本市场的信息甄别能力越强,家族企业聘任职业经理人继任企业总经理的概率越高,而且资本市场甄别能力与经理人储备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中国家族企业继承模式在2011年以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11年以前绝大多数家族企业选择家族内部成员继任企业总经理,2011年以后过半数的企业开始考虑聘任职业经理人。在家族企业继承过程中存在性别差异,二代为男性时上述结论仍然成立,二代为女性时上述结论并不成立,统计数据表明二代性别为女性时家族企业更偏好聘任职业经理人。研究突破了传统的代理理论框架,通过期权定价模型将经理人能力和资本市场信息甄别能力代入继承人选择模型中,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不仅为民营企业的继承人选择、也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市场化提供制度设计和改善的理论依据;提供了经理人能力水平和资本市场信息甄别能力与家族企业继承人选择之间的经验证据,为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和促进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的跨地域均衡发展以及提高资本市场信息甄别能力提供政策参考。

主要由家庭成员所有、控制或经营的家族企业,在全球企业总数中占到65%～80%;世界500强中,约40%的公司是家族企业(盖尔西克,1998)。在中国,自1978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家族企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后陆续建立的中国家族企业,开始步入第一次代际传承期。如何选好接班人,从而避免陷入“一代创业、二代守业、三代衰亡”的怪圈,是中国家族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本文通过对2010-2016年沪深两市A股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家族企业发生代际传承后,其总体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提升,收益激进度、收益平滑度和总收益不透明度均有明显改善,进而促进了会计信息质量的显著提升,即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之间显著正相关。

家族企业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企业组织形式,并且在世界各国的经济中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家族企业的健康发展也是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关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家族企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在我国的家族企业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家族企业的创立者不可避免的步入了人生的老年阶段,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迫在眉睫。而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又是家族企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因此,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的研究开始不断受到实践和理论界的关注,成为研究家族企业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目前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

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是其成长的关键,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有计划的行为理论等新视角对家族企业的企业代际传承进行分析和论述,以期为家族企业的传承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

以处于代际传承时期的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代际传承时期控制家族的长期投资政策以及创始人特征的影响。结果显示：与进入代际传承实施期前五年相比，进入传承实施期后五年的长期投资规模显著下降，表明控制家族在代际传承时期通过调低长期投资规模降低风险，帮助企业顺利实现交接班；创始人年龄起到显著的增强作用，即创始人年龄越长，长期投资规模调低的幅度越大。可见，代际传承这一特殊阶段会影响家族企业长期投资决策，而且随创始人特征不同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

家族企业作为一种“新古典企业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其不断要求做大 做强的形势下,家族企业引进职业经理人是向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企业迈进的关键。本文通过建立家族企业雇主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博弈分析模型,探讨家族企业雇主与职业经理人的策略选择,并进而提出家族企业雇主引进职业经理人需着 重提高职业经理人认同感以及未来受雇能力的对策建议。

经理人市场是一个特殊的人力资本市场 ,在一定意义上 ,这是一个“职业”企业家的雇佣市场。家族企业的高速成长带来对于职业经理人的需求增长 ,但在不少情况下 ,经理人的引入是不成功的。企业和经理人双方的家族主义取向导致双方缺乏相互信任 ,家族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的“隐私”经营给企业从外部引入经理人带来风险。同时 ,经理人的非职业性 ,或在自己创业与作为经理人之间转移的成本很低 ,导致经理人市场的不稳定性。但在竞争和国际化中 ,对传统家族企业的改造势在必行 ,但在经理人引入上是谨慎的 ,较为普遍的模式是家族和经理人共同分割企业的控制权 ,这一模式在这里被称之为“折中治理”。

家族利他主义构成了家族企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认为,家族企业中的利他主义不仅涉及代理问题,而且还影响代际传承。企业主若能区分单向与双向利他主义,致力于构建家族企业的道德价值观,就不但能够减少代理成本,而且还有助于"子承父业"的代际传承模式取得成功。

家族企业继任是家族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关键 ,与一般企业相比 ,其领导人的继任显示出独有的复杂性 ,其影响也更为广泛。本文运用家族企业所有权—家庭—企业三极发展模型对国内外家族企业较为普遍的“子承父业”模式进行理论分析。中国当前家族企业由于受社会环境、企业成长阶段、企业背景、企业规模以及产业特点和性质等因素的多重影响而会呈现出多样性结果 ,其中“子承父业”模式仍然是主流继任模式 ,本文在从中国家族企业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学习的角度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的基础上强调 ,中国家族企业要成功实现“子承父业”换代模式 ,必须在家族换代中认真思考权威转换、企业文化重新营造和企业“分家”等问题。

本文在对国外该领域相关研究主题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一个关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的整合框架,并结合我国家族企业发展的特殊背景与现实状况,对国内该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以期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思路借鉴。

中国的家族企业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代际传承的高峰期，二代继承人的加入势必会对家族企业的经营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从企业的多元化经营视角出发，利用中国家族控股上市公司2003-2018年的13，124个年度观察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代际传承的相关经济影响。结果发现：（1）相比未进入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进入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多元化经营，多元化水平显著更高；（2）家族创始人的子女数量会正向调节代际传承与多元化经营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3）相比女性二代继承人，男性二代继承人会正向调节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多元化经营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进一步，本文区分代际传承过程的阶段性差异后发现，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正向影响关系随着代际传承的不断完成而逐渐增强，随着代际传承的准备时间变长而减弱，而且本文发现代际传承最终损害了家族企业的长期市场价值。本文不仅丰富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后果以及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相关文献，而且相关研究结论对于当前中国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和转型升级实践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目前我国一大批以家族模式经营的民营企业正处在代际传承的关键时期,在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如何根据制度和环境的变化动态地选择最优的公司治理模式以及完成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重难点,也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文章从家族企业内在的复合契约出发研究了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演进和代际传承,并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综述,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化家族企业治理的建议。

代际传承是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面临的严峻挑战,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是家族企业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以107篇公开发表或出版的研究文献为基础①,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内涵、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的主题以及研究方法等角度,对该领域研究的演进脉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最后结合我国家族企业发展的实际和理论研究现状,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代际传承前充分的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权杖交接的事后成本,债务政策如何支持代际传承构成传承前财务安排的重要内容。文章利用正处于代际传承实施期的家族企业十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代际传承前家族企业债务特征变化。研究表明进入代际传承实施期后家族企业表现出更低的资产负债率、更大的长期债务比重以及更高的流动比率,研究还表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对进入代际传承实施期的家族企业债务特征起到干扰作用。家族企业进入代际传承实施期后倾向于实施风险更低的债务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