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认知能力对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至关重要,本文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分析了非认知能力的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绩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家庭阶层地位、父母教育程度及家庭经济条件等主要家庭背景因素都对非认知能力有显著影响;文化资本对非认知能力的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是家庭背景影响非认知能力的中间机制之一。

我国扶贫战略已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据此，缓解农户相对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之举。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文章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严谨性、外向性、顺同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五大维度构建非认知能力综合指标，采用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系统考察非认知能力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非认知能力的提升显著地纾解农户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且非认知能力每提高一单位，农户发生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概率依次降低28.54%和20.89%。此外，上述五大维度对农户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的影响作用不一。通过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等方法检验，上述结论仍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非认知能力对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户主性别和教育水平的农户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对东部地区、男性户主和高教育水平的农户相对贫困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非认知能力通过非农就业和社会资本缓解客观相对贫困，而通过非农就业缓解主观相对贫困。以上研究结论为减轻农户相对贫困和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新的解释与证据。

使用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选取大五人格量表测量非认知能力，综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条件分位数回归、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以及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非认知能力对城乡户籍人口收入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城乡户籍人口非认知能力的收入回报率存在明显差异，相较于城市户籍人口，非认知能力对农村户籍人口收入的影响更大，另外，非认知能力对农村户籍低收入者的影响大于农村户籍高收入者。因此，应当充分发挥教育在解决相对贫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关键作用，充分发挥财政补偿职能，强化乡村教育中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具体来说，应重视农村户籍低收入者非认知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将农村学生非认知能力培养贯穿于整个乡村教育过程中；在家庭教育中加强非认知能力培养。

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认知能力对于家庭金融排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而言,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显著缓解家庭对储蓄、股票投资和基金投资的排斥。进一步分析发现,字词识记能力、数字计算能力和记忆力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家庭金融排斥的概率。同时,认知能力的影响在城乡家庭中都显著存在,但是在城市家庭中更大。机制分析表明,认知能力会通过社会资本效应和信息效应对金融排斥产生作用。在替换了认知能力的代理变量或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认知能力对

探索老年家庭提升自我养老能力的有效路径对于增强老年人幸福感和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8年中国追踪调查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老龄化视角下非认知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非认知能力的上升将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和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且这种影响在不同社会互动、不同风险偏好间呈现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非认知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认知能力下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产生的负向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正向调节非认知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上研究，应加强非认知能力培养，重视老年人心理健康，鼓励支持适老龄化金融产品创新，优化金融风险投资决策，为养老增添一份保障。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家庭创业意愿和创业收入的影响。通过运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本文发现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创业意愿并增加了创业收入,这一正向影响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存在。对子样本的分析显示,字词识记能力对城乡居民和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有显著正影响,而数学能力对40岁以上人群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社会资本效应和信息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家庭创业意愿和创业收入的影响。通过运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本文发现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创业意愿并增加了创业收入,这一正向影响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存在。对子样本的分析显示,字词识记能力对城乡居民和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有显著正影响,而数学能力对40岁以上人群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社会资本效应和信息效应。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城市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本文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这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受教育年限和金融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增加都会推动城市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城市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比例。这一结论对于高收入家庭和金融知识水平较低的家庭仍然成立。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家庭的社会互动强度、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健康水平等因素的提高也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购买风险资产。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中老年家庭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多,但中老年家庭商业保险需求却很低。认知能力随中老年人年龄的增加而降低,可能对中老年家庭的商业保险需求产生不利影响。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选用字词能力、数学能力、记忆能力作为衡量认知能力的指标,用Probit和T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老年家庭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排除可能的内生性影响后,认知能力对中老年家庭商业保险需求意愿和需求程度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结果具有稳健性;同时发现社会交往和风险偏好是认知能力影响中老年家庭商业保险需求的两个重要渠道。本文研究结果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中老年家庭商业保险需求不足的原因,对保险公司设计保险产品和政府制定相关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基于对新疆8所高校1611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从三方面分析家庭背景对子女入学机会的影响。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家庭所处社会阶层的不同影响其子女就读高校的层次和类型,基础阶层子女更加容易在公办性质高校获得入学机会;在高职高专院校中,入学机会受家庭背景影响最小;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随父母学历的提高而增加;基础阶层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受其家庭经济因素影响。

将机会不平等的来源区分为不可控因素和可控因素，分为家庭背景、天赋运气和个人努力三个因子。研究发现，人们更能够接受由个人努力所带来的不平等，且这种不平等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大。如果一个人的成就主要取决于自身的选择和努力程度，而不是家庭背景、天赋运气等不可控因素，那么居民幸福感就比较高。另外，与农村相比，在城市样本中与家庭背景相关的不平等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城市人们更加认可个人努力的重要性，机会平等的正向隧道效应大大淡化了不平等的家庭背景的负面影响，人们更可能通过个人努力实现阶层流动，提高幸福感。

以中老年人群为研究对象，运用ＣＨＡＲＬＳ数据，构建金融资产选择因素模型，重点研究计算能力和记忆力度量的认知能力与社会互动水平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风险金融资产的高信息密度，基础数学计算能力对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并不显著，但记忆力无论在全样本还是区分人群样本中均显著促进了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与内在的认知能力相比，外在的社会互动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特别是老年家庭的风险资产持有。该结论对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加强养老保障体制中＂社区养老文化＂建设、普及金融素养教育以及金融机构养老理财产品的设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基于近年出现的“佛系青年”“躺平”等现象，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有序probit、工具变量法和条件混合过程(CMP)估计发现，独生子女身份对非认知能力中尽责性维度的影响存在两面性。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在主观态度上更具尽责性高分特征，但在客观行为上尽责性得分更低。在乡村样本、男孩样本和父亲从事体制内工作的样本中，独生子女身份对行为尽责性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父母参与的频率相对较高，是独生子女态度更积极的原因之一；在家庭内部分工中，独生子女较少参与家务劳动，是其行为尽责性低分特征的重要根源。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父母生育决策、教养方式以及国家人口政策提供了一定启示。

本文基于实地调查结果,分析家庭背景与高中毕业生就读大学机会的关系。回归分析表明,以户口类型和父亲受教育水平变量所反映的家庭背景对高中毕业生选择就读大学机会具有显著影响作用。研究认为,与家庭背景有关的大学机会不均等问题仍需值得关注,应采取一定的措施予以解决。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