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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当代经济科学  [作者] 李春琦  李立  
本文以家庭劳动力供给为研究视角,在双薪生命周期模型的框架下,利用CFPS的数据识别出家庭劳动力供给自身消费平滑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妻子的工资收入冲击,家庭劳动力供给带来的消费平滑效应更加突出,而对于丈夫的工资收入冲击,往往需要借助家庭资产积累等渠道多管齐下,才能进行更为有效的消费保险平滑。针对不同年龄组而言,30~47岁这个年龄段的夫妻具备更强的劳动力供给自身消费平滑的效应,财富的平滑效应对处于48~60岁之间中老年夫妻的家庭更为突出,而20~29岁的年轻夫妻是国内消费大军中的"弱势群体"。此外,我们还发现税收冲击对不同类型家庭劳动力供给消费平滑能力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高收入群体没有显著提高自身消费倾向,而低收入群体也没有受到所得税改革再分配效应的刺激,只能更多地依靠金融市场与亲友借贷去维持消费平滑。
[期刊] 中国人口科学  [作者] 樊士德  江克忠  
文章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和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全国和不同地区、地貌农村家庭的减贫效应。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的全样本看,劳动力流动既改善了农村家庭绝对收入状况,又降低了陷入贫困的相对概率;但从分地区实证结果看,发达地区劳动力流动对降低家庭贫困发生概率的效果更为显著,并在提升家庭绝对收入上呈现边际效率递减特征,而欠发达地区的边际贡献更高。从家庭所在地村庄特征来看,少数民族聚居区、自然灾害频发区及丘陵地区、高山和高原地区的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相对较低,贫困发生概率更高,而周围有高污染企业、矿产资源及属于平原区或渔村的农村家庭则相对富裕,陷入贫困的概率更低。此外,家庭特征、户主特征对贫困的发生概率均有较大影响。家庭所在地、整个家庭及户主特征对贫困的影响在地区和空间上存在一定差异。
[期刊] 现代经济探讨  [作者] 张安驰  樊士德  
该文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Probit模型与OLS模型实证分析了在不同收入水平下,劳动力流动对全国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的全样本看,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在7000元左右与26000元左右存在两个阶段"门槛",当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低于7000元左右时,劳动力流出将会显著地提高农村家庭进行教育投入的概率与投入力度;而当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介于二者之间时,劳动力流出将会减少农村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入的概率,但有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仍会显著提高家庭人力资本投入
[期刊] 商业经济研究  [作者] 康敏  周德胜  左晓丽  
目前鲜有文献关注到家庭收入流动的消费效应问题。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8年数据,归纳梳理不同收入组家庭不同方向收入流动与消费特征,并实证检验家庭收入流动的消费效应,得到以下结论:不同方向收入流动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是非对称的;不同收入组家庭收入流动引致的消费扩张效应与消费收缩效应存在异质性。
[期刊] 价格理论与实践  [作者] 邓永辉   刘慧  
以经济动机为主的家庭劳动力流出如何影响低龄老年人就业,事关老年人生活状态,对实现积极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8-2020年CFPS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家庭劳动力流出对低龄老年人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流出促进低龄老年人就业,并且显著增加了较年轻、身体健康、受教育程度低和收入低的农村男性低龄老年人就业。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家庭劳动力流出对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及农村低龄老年人的就业促进效应更为明显。在中介效应检验中发现,代际经济支持在家庭劳动力流出对低龄老年人就业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用。因此,应创造利于就业和创业的市场环境,促进家庭流出劳动力就近就业;提高低龄老年人养老保障,更好实现老有所养;提升低龄老年人就业保障,助力老有所为。
[期刊] 消费经济  [作者] 温兴祥  郑子媛  
与就业相关联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使得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群体最有可能率先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即农村户籍居民获得和城市户籍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城市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以拥有农村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为基准组,运用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表明,拥有城市医疗保险能够显著增加农民工的家庭年消费总额。城市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促进效应对新生代和高收入农民工的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农村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具有歧视性的制度安排是造成城市医疗保险显著增加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原因。因此,进一步加强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化建设,使得更多的农民工通过和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方式获得城市社会保险,从而逐步实现农民工群体的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将有利于提升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水平。
[期刊] 财经研究  [作者] 卢洪友  余锦亮  杜亦譞  
多代直系家庭成员之间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是我国家庭文化的重要特征,因而老年人在家庭照料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文章利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面板模型并实证分析了老年父母的隔代照料及料理家务活动对子女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发现,老年父母的隔代照料显著提高了子女的劳动供给,其中男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了6.3%,女性提高了14.3%,并且女性的工作时间增加幅度远大于男性。此外,隔代照料对农村居民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大于城市居民,而对城市居民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作时间上,公共服务不均
[期刊] 财经研究  [作者] 卢洪友  余锦亮  杜亦譞  
多代直系家庭成员之间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是我国家庭文化的重要特征,因而老年人在家庭照料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文章利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面板模型并实证分析了老年父母的隔代照料及料理家务活动对子女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发现,老年父母的隔代照料显著提高了子女的劳动供给,其中男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了6.3%,女性提高了14.3%,并且女性的工作时间增加幅度远大于男性。此外,隔代照料对农村居民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大于城市居民,而对城市居民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作时间上,公共服务不均等以及就业能力和工作性质的差距是异质性产生的重要原因。文章从老年人影响青年人劳动力供给的角度,验证了老年人的社会价值,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女性为何有条件更加“勤劳”。
[期刊] 产经评论  [作者] 王聪  杜奕璇  
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作为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重要趋势,正对家庭消费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结构产生不容轻视的长远影响。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CFPS2016),从消费水平、消费率、消费结构三个层次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家庭消费行为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老年人口比上升显著降低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率,其中收入最低组、中下组及最高组受影响程度明显;少儿人口比上升显著增加家庭消费水平及消费率,收入中上组受影响程度明显。随着老年人口比上升,家庭恩格尔系数和医疗保健支出占比上升,衣着、日用、交通通讯及文教娱乐支出占比下降;随着少儿人口比下降,家庭恩格尔系数和衣着支出占比下降,交通通讯、居住及医疗保健支出占比上升。对此,政府和金融机构应重视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通过制度建设和金融创新来顺应家庭消费需求变化趋势,积极提升家庭消费率,引导家庭消费结构优化和消费层次升级。
[期刊] 商业研究  [作者] 王茜萌  倪红福  
随着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和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整体税收负担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引起理论研究的关注。本文利用引入增值税抵扣机制的投入产出模型测算间接税税收负担,并结合直接税税负,分析整体税收负担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动态变化。结果显示:增值税的累退性显著高于营业税,因此与征收营业税相比,征收增值税的模式会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我国整体税制呈累退性,并且总税收(间接税和直接税)整体而言加重了社会收入不平等现象,税后不平等程度逐年上升。与城市相比,间接税在整体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会愈发加重该地区内部的贫富差距;虽然在农村地区税收仍然不可避免地具有加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特性,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特性有所缓解。
[期刊] 经济体制改革  [作者] 杨永贵  邓江年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区分农民工流动类型为家庭化流动和非家庭化流动,以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家庭城市消费的影响,并检验持久收入假说。研究发现:家庭化流动可显著提升农民工家庭城市消费水平,但降低其消费弹性,对低消费家庭影响尤其明显;同时,持久收入假说成立。因此,切实解决农民工家庭化持久性迁移问题,并通过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产品提供破除其预算约束是扩大内需的应有之义。
[期刊] 经济学(季刊)  [作者] 王勋  王雪  
本文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考察了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风险平滑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和农村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既提高了居民家庭利用社会关系网络进行风险分担的能力,也提高了居民家庭的自我保险能力;这两方面机制共同提升了居民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然而,传统的银行信贷并未显著改善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
[期刊] 国际金融研究  [作者] 李波  
本文克服目前学术界关于考察金融风险资产配置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缺陷,通过引入家庭信贷约束与家庭资产结构状况,修正Valentino Dardanoni(1991)以横截面数据为基础的消费者最优选择模型,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CHFS),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论证了金融风险资产对消费支出的两个层面影响:财富效应与风险效应。实证结果发现,两者存在替代关系,随着家庭金融资产的持有权重提高,资产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增加,资产风险的预防性储蓄倾向也随之增加。从年龄角度看,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金融资产财富效应逐步提升,风险效应先减少后增加,呈现"U"形态。
[期刊] 财经问题研究  [作者] 吴卫星  王睿  赵梦露  
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从微观层面来说,签订长期劳动合同能使居民获得稳定的收入和福利保障,从而可能对家庭投资决策产生影响。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利用Probit模型,研究了劳动合同以及不同类型的劳动合同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劳动合同能够显著促进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机制分析表明,拥有长期劳动合同的居民保险覆盖较高,使得居民在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等方面的保障更加充分,从而降低家庭的背景风险,促进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异质性分析发现,长期劳动合同显著促进了低学历家庭和城镇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同时促进了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本文的分析为保险市场差异化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期刊] 中国流通经济  [作者] 刘大为  李淑文  
互联网的使用改变了家庭消费偏好与约束条件,可以在全面促进消费中发挥积极作用。由于消费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不同消费领域中信息技术应用程度存在的差异,互联网在促进消费中对各类型消费的影响会产生不同效果。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估计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总消费和食物、衣着、居住、生活、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七类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在促进家庭总消费的过程中,不同于传统消费影响因素对总消费和各类消费影响表现出的同步性,互联网对各类消费的影响效果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差异。首先,互联网使用可以显著降低医疗保健消费,提高在其他方面的购买能力;互联网对生存类消费的促进效果有限,对提升生活品质或有助于家庭长远发展的消费促进效果更加明显,有助于家庭消费质量提升。其次,在全面促进消费中互联网影响的结构性差异主要取决于消费的需求弹性,对缺乏弹性的消费需求促进效果有限,对富有弹性的消费需求促进效果更加明显。再次,加快互联网等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力推动强大国内市场的形成和流通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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