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文章通过对山东省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实证分析,旨在厘清技术、规模对农场经营效率的促进作用,通过比较分析找出各类型家庭农场短板,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方法]以山东234个家庭农场数据为例,运用DEA模型对家庭农场全样本及纯种植、种养结合、种植兼休闲、种养兼休闲4类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结果]首先,家庭农场综合技术效率仅为0. 170,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为0. 235和0. 786,规模效率相对充分纯技术效率不足是经营效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其次,种养结合类农场发展势头较好,纯种植类家庭农场发展滞后且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最低,种养兼休闲类农场的规模效率最低。[结论] 4类农场差异明显,应降低生产技术使用门槛,引导农场主参加职业教育,提升纯种植类农场纯技术效率,同时出台相关政策,实现土地流转的降费提效,改善种养兼休闲类农场规模效率。

本文基于全国家庭农场监测数据,使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多值处理效应模型分析示范家庭农场与非示范家庭农场的技术效率及其差异,试图回答三个问题:当前中国家庭农场的技术效率水平如何?什么样的家庭农场更可能成为示范典型?成为示范典型提高家庭农场技术效率了吗?本文分析发现:当前中国家庭农场技术效率水平整体偏低,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农场主文化程度较高、参加过技术培训、耕地规模较大、对耕地进行平整、有完整日常收支记录、与龙头企业建立联系以及对农药进行减量施用的家庭农场,成为示范典型的可能性较高;尽管与其他家庭农场相比,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的技术效率略高一些,但总体而言,成为示范典型并未给家庭农场带来技术效率的提高。因此,示范家庭农场创建评审应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建立健全激励约束制度,使示范家庭农场能够真正发挥典范引领作用。

家庭农场良好的规模经营效益，对于应对＂谁来种田＂以及国家粮食安全应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以湖北省荆门市６６家种植类示范家庭农场为例，在结合个案调查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制约家庭农场规模经营及其效益的因素，认为影响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与效益的主要因素有：资源禀赋、土地流转、雇工状况、农场主的管理水平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等，并从做大做强家庭农场的角度，提出了系列对策建议。

论文基于对浙江宁波、湖北武汉、四川成都3个地区424个家庭农场的入户调查,对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基本特征、金融业务使用和需求状况以及金融需求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从农场主个体方面、经营特征方面、融资和保险金融业务使用方面、金融需求方面以及金融需求所面临的困境几个角度分别进行分析,得出具体结论。最后,从优化和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创新抵押担保方式、完善农业保险市场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农业生产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是其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家庭农场则是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较先进的家庭农场发挥示范作用，进而带动家庭农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各地相继出台了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但鲜有文献对这些文件中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行探讨。 本文收集了21个省级和31个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对其提出的示范家庭农场评定条件和要求进行梳理和比较，发现这些认定标准大多存在以下问题：（1）具体要求与定义性规定脱节，不利于评选出真正的示范家庭农场。比如，没有相应的量化指标来保证“以农业收入为主”和“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规定性，对经营规模大多只有下限要求、没有上限要求，可能把从事非农生产的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和公司性农场等评为示范家庭农场。（2）认定标准过低，示范家庭农场先进性不足不利于示范作用的发挥。例如，未对农场主的年龄、文化程度、经营经验以及农场的新技术采用和机械化水平等提出要求。（3）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没有拉开档次，不利于促进不同发展层次家庭农场的高质量发展。除了在经营面积上省级要求明显高于市级要求外，其他评定条件和要求的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差别不大。（4）认定标准中生态绩效指标太少，不利于新时代家庭农场的绿色发展。虽然有些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提出了“三品一标”的要求，但在绿色环保方面的要求过低，不能满足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 目前，各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存在的问题与我国家庭农场发展时间短、整体水平不高有关，但示范家庭农场的评选应该着眼于示范性和引领性，而不是照顾大多数。目前，有些地方的做法（如江苏省）值得借鉴。建议：对示范家庭农场的农业收入比重、家庭成员参与农场经营人数、雇工比例等有一个明确的量的要求，并规定经营规模的上限；适当提高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的门槛条件，例如，农场主的年龄要在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在中专和高中以上，近三年至少使用一项以上新技术等；大幅度提高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与市级标准明显拉开档次；增加生态绩效方面的要求，例如，把化肥农药使用强度、有机肥利用率等纳入示范家庭农场的认定条件。

家庭农场在循环经营模式下，其生产活动和经营成果信息的反映手段必然受到影响。为清晰反映家庭农场循环经营的生产和环境效益，本文基于物质流角度探讨其会计核算方法的改进，以期为家庭农场健康持续发展决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山东省422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订单农业参与行为对家庭农场绿色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1)参与订单农业的家庭农场采纳绿色生产的比例明显高于未参与订单农业的农场，且与订单方联系紧密的农场采纳绿色生产的比例高于与订单方联系不紧密的农场。2)订单农业能够显著促进家庭农场绿色生产，特别是能够促进家庭农场测土配方施肥和农药废弃物回收。3)农场经营年限、质检追溯、“三品一标”、参与培训等其他控制变量也对其绿色生产具有显著影响。为此，应加快家庭农场采用“农超对接”、“农企对接”等订单农业模式，同时鼓励家庭农场与订单方建立紧密的联系，加大农场绿色生产培训，促进农场绿色生产意识到意愿、意愿到行为的转变。

基于对２１３个新疆家庭农场的实地调研结果，从经营状况和政策需求方面对其发展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总结出家庭农场面临诸如土地流转困难、农场主科技文化及经营素质较低、农场资金来源单一、雇工不稳定和成本较高及扶持政策有待完善等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继续加大土地经营权流转，增加土地流转补贴；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和家庭农场主；建立新型雇工制度；尽快完善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尤其是科技与资金扶持，以期加快新疆家庭农场发展。

家庭农场作为现代农业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近几年发展迅速且日益受到重视。为了搞清楚它们经营中关切的问题，该项目对青岛市３７９家果蔬类家庭农场进行了走访和问卷调研，占有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基本掌握了现阶段家庭农场的经营特征，并针对农产品营销、金融服务、土地流转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当前中国农业面临着关键性的转型选择，急待实现从小农经济向规模经济的根本性转换。本文通过对四川省不同区域１３５个家庭农场的问卷调查分析，家庭农场以其特有的本土性和稳定性更强、更具规模理性的比较优势，正在成长为我国农业转型中最具活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坚持家庭经营基础地位的同时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目标的最优选择之一。从总体上判断，目前我国家庭农场正处于初始起步的关键期，亟待强化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创新予以有效的发展支撑。

推行农业标准化是保证农产品质量的基本前提，也是规范农户生产行为的有效手段。在阐述合作社对家庭农场标准化生产行为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家庭农场的问卷调查数据和计量经济实证方法，检验参加合作社对家庭农场标准化生产遵从的影响。结果表明，参加合作社对家庭农场标准化生产遵从行为和标准化生产程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仍然有效。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合作社提供的主要服务项目对家庭农场实施标准化生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参加合作社对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农场主，对种植非粮食作物、拥有更多耕地、使用互联网、遇到过技术难题和非示范类家庭农场的影响显著且影响效应更大。基于此，各级政府应鼓励家庭农场加入或牵头成立合作社，并促进家庭农场提高标准化生产意愿和能力。

家庭农场是现阶段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它代表着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近年来,我国家庭农场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但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影响了家庭农场的稳定健康发展。本文以浙江省13个县、区136个家庭农场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土地制度、人员素质、农场用工、政策法律和生产集群是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了加强教育培训、注重示范引领、创新土地流转制度、强化政策导向、加强立法工作、健全服务体系等对策建议。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鼓励和支持发展"家庭农场"。实践当中家庭农场经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其中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家庭农场经营在我国的当下有着比农地股份合作社、农业企业更为明显的优势。然而,我国目前发展家庭农场经营问题重重,我们应在家庭农场的相关理论指导下重新设计我国家庭农场经营的发展路径。

本文以江苏省３个典型家庭农场案例调研为基础，从理论和案例层面分析家庭农场实践中的生产效率。研究发现，与小农户相比，家庭农场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土地生产率略有下降。家庭农场经营面临过度规模化、雇佣劳动力缺乏、生产成本上涨、经营结构单一、社会化服务落后、议价能力低等诸多风险。家庭农场间成本收益率和人均年纯收入有较大差异，其中土地租赁和雇工费用上的差异是主要原因。

家庭农场是从事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它通过土地流转合约和劳动雇佣合约获得发展所需要的关键资源。家庭农场合约稳定性关系到家庭农场资源获取状况及其可持续性发展。基于交易成本的视角,通过对111家家庭农场的问卷调查,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家庭农场合约稳定性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有75.7%的家庭农场土地流转选择正式合约,56.8%的家庭农场劳动雇佣选择常工形式。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交易成本对家庭农场合约稳定性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土地流转方式、初始投资中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占比、土地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