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税国家下,宪法税条款的规定有利于税目的的实现和正当性的维持,有利于税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推动国家的宪政进程。通过对诸国宪法的考察,可以得出人类宪政和税制文明的共同经验之一就是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关于税的条款。具体包括:税立法的民主性条款、禁止性税条款、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法定主义、征税目的和税权划分等条款。针对我国宪法税条款的缺失,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其加以完善:明确税的立法权属于人民的代议机关——人大;设立禁止性的税条款;增加税权划分条款;肯认税收司法权;明确纳税人权利。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宪法集中体现了社会对公共产品集体决策规则的选择。美国宪法的产生类似于霍布斯所主张的社会契约形成共同意志的过程。本文以公共财政的观点,从税收法定、税收分权和税收司法三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宪法中涉税条款的意义,以图对我国税收法治化建设有所借鉴。

我国《宪法》第42条第2款不是权利条款,而是《宪法》就业政策条款,它有着四方面的功能。我国《宪法》就业政策条款在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均通过一定方式实现对公民劳动权的保障,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就业政策密切相关的劳动权,它在《宪法》上的性质,首先是生存权与自由权的延伸,更是一种现代《宪法》下的社会权,社会权是超越公法属性与私法属性的权利。

虽自晚清以来，我国的公共卫生建设始终以国家建构为鹄的，但背后的意识形态，却经历了从民族主义卫生观向社会主义卫生观的深刻转变。后者集中体现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以及“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基本原则，这一崭新的卫生观与毛泽东所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国体”构建愿景相贯通，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理解我国当代宪法公共卫生条款的历史原点。然而，随着国家对于人权议题的越发重视，尤其是2004年人权入宪，现行宪法中长期保持稳定的公共卫生条款被注入了新的内涵。但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该条款应做完全的权利化理解，更非可以从中直接推导出主观性权利，而是在这一条款内部形成了兼顾国家建构与权利保障的平衡结构，具体如何实现端赖立法机关的实践智慧。

宪法实施能彰显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和权威,它离不开宪法解释,但通过对宪法解释的实践样态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宪法解释却长期处于虚置状态,原因不只是实践对规范文本的背离,还在于宪法解释本身设置的不合理。通过对我国历部宪法关于宪法解释的文本分析,发现我国宪法解释不仅存在主体争议问题,还存在权限不清、程序欠缺、效力不明、不便适用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折射出宪法解释难以发挥其保障宪法实施的功能。反思我国宪法解释的文本与实践问题,明确宪法解释是主体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对宪法文本及意义的阐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都应是我国的宪

通过宪法与法律上的税概念之辨析,可以认为宪法税概念与法律税概念并不能等同视之,法律税概念是宪法税概念之具体化,其位阶低于宪法税概念,而宪法税概念是法律税概念之审查基准,其决定着法律税概念在宪法上的正当与否。因此,宪法上的税概念,惟有从宪法本身的相关规定出发,通过宪法解释途径,由宪法整体秩序中去寻求。

税的宪法基础在于它是公民向国家承担的一种宪法义务,即这种义务直接因宪法而产生。费作为对公民财产权的一般限制,其宪法依据是我国《宪法》第五十一条。但是,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本身也存在限制,这些限制包括: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而限制、采用法律保留的形式来限制以及限制不能违反比例原则。根据税与费的不同,从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公民纳税义务中并不能推导出公民有向国家缴费的宪法义务,而只能作为一种法律上的义务,即如果没有法律的规定,该义务将不存在。

自现行宪法1982年公布以来,违宪审查以及蕴含在违宪审查中的宪法解释机制一直是宪法学界的热门话题,有关文章汗牛充栋,以此为主题专门召开的研讨会也不计其数,2009年部分学者草拟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对宪法解释的程序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此后宪法解释一直是许多宪法学人念念不忘的主题之一。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合宪性审查"概念,"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2018年修改宪法时,宪法第44条修正案将宪法第70条第1款规定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中的"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这是我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在名称上首次出现"宪法"一词,意在为宪法监督与实施提供组织保障。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自此,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作为我国当下宪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已经呼之欲出,引人瞩目。1982年宪法第67条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但这一制度几十年来基本停留在规范层面上。在学界长期不懈的呼吁下,尤其是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推动下,宪法解释机制的启动终于进入倒计时。那么宪法解释的切入点在哪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既是立法主体又是宪法解释主体的体制下,宪法解释的空间何在?如何协调立法程序和宪法解释程序?宪法解释方法与法律解释方法到底相同还是不同?宪法解释的效力应如何确定?在"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的基础性制度线索中,"宪法解释"处于什么地位?该如何发挥作用?本人受学报编辑部的委托组织了本次笔谈。六位学者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可圈可点。

本文首先考察了我国《宪法》和德国《基本法》的财产权条款,其次就税收是否受到财产权条款的约束而展开探讨,并进行比较。认为,为了有效保障财产权,税收不得超出宪法财产权所设定的限制。

宪法为国家的根本法,关乎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具体运行秩序,是国家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刘山鹰的《宪法变迁的内在逻辑》一书对我国宪法变迁和具体内容进行表述,为宪法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在高校教学中对学生的宪法思维进行训练,是培养学生认知实践能力的基本前提,也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具体而言,培养宪法思维可从六个方面着手。

合作社与集体经济组织是两类性质互不相同的经济组织。两者不容混淆,也不易混淆。我国现行《宪法》在规范两者关系方面有待继续完善,未来修正后的《宪法》应在厘清合作社与集体经济组织两者关系的基础上,针对合作社,不仅作出单独规定,而且作出保护性规定。如此,有利于促进农民合作社健康快速发展,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宪政税收是宪法上对税收核心规则或最高原则的创设与运用之政法过程的制度性规范,这一过程要求税收的每一个核心要素都受制于宪政税收。理论上,一个符合中国现实的宪政税收模型是人民代表的一致同意。因为国家和人民的基本关系其实是税收关系,所以必须在宪法上界定国家与人民的权力与权利、责任与义务并使其基本关系宪法化。实践上,应以宪政税收为基本出发点,修改宪法的涉税条款,不必出台税收基本法,并以宪法理念或精神指导税收法律体系或制度的构建。

本文从法解释的角度对刘剑文、熊伟二学者在《税法基础理论》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将《宪法》第五十六条确定为税收法定主义宪法渊源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只有正视税收法定主义在我国《宪法》中的缺失,以及由此在实践中造成的问题,并探求解决之道,才能为税收法定主义在我国《宪法》中的确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今年开年以后，中国的第一件大事恐怕无过于中共中央在１月２２日向全国人大提出的要又一次修改宪法的建议了。我们的国家已定下了建设“法治国”的目标。宪法正是法治国的根本。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５０年前成立，在１９５４年制定第一部宪法以来，已经先后制定了四部宪...

目前推进当中的合宪性审查主要是针对立法过程的抽象的合宪性控制,回避宪法判断的司法技术展开可以为其注入一种实践动力。广义的回避宪法判断包括通过法律判断回避宪法判断和回避违宪判断这两种样态,后者又有两种类型,即合宪解释(或类似变形裁判技术)与现代回避。这些回避技术的操作法理,都可以从法院在彰显宪法与尊重立法两种任务取向之间的策略性平衡得到阐释。我国既有司法实践主要有两个缺陷:一是通过法律判断回避宪法判断的方法论意识不足,导致裁判说理的泛宪法化;二是法院尊重立法时,对宪法价值的技术关切不足。为了化解这种对极式的偏差,我国未来应确立彰显宪法与尊重立法的本土化平衡基准,最高法院的多面向宪法对话功能也至为切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