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挤出”效应的研究结论很普遍。文章认为实体企业金融化是企业懈怠于创新的后果，而不是动因，并以产能过剩为中介。以2007—2019年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产能过剩中介效应分析模型，研究发现：企业创新缺乏导致实体企业金融化；产能过剩在企业创新缺乏导致实体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模型，发现主营业绩通过产能过剩对企业金融化的反向调节作用，产能过剩企业在主营业绩较低时会更显著地进行企业金融化。因此，实体企业应加强创新投资，改变供给结构失衡状态，化解过剩产能，实现产业升级，进而提高主营业绩，逐步从根本上去除金融化现象。

近年来,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凸显,深刻冲击企业资产配置决策,从而使企业创新能力提升面临新的挑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构建演化博弈理论模型研究企业金融化过程及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并基于我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IV-GMM估计方法对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化显著抑制企业创新能力,金融化程度越高,其创新能力越低。且该影响因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不同而存在差异,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金融化对其创新的抑制效应更显著;融资约束宽松的企业,金融化对其创新的抑制效应相对弱化。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化对企业主营业绩具有负向冲击,不利于其长期成长。因此,应优化创新激励政策以引导企业创新行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避免企业过度金融化。

以2010~2015年A股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民企创新投资的影响,对于提高民企创新投资积极性具有一定意义。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对民企创新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但这一"挤出效应"在高科技行业中被弱化。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科技行业特征能够弱化金融化对民企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这一研究结论会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在产业政策支持下,高科技行业特征会弱化金融化对民企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而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民企,高科技行业特征对金融化与民企创新投资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

以2007—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本文研究金融化对企业总体技术创新、突破式创新以及渐进式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化会显著抑制企业不同类型技术创新,且对突破式创新的抑制作用较大。在此基础上,将经济不确定性纳入研究框架发现,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不仅会扩大金融化对企业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且这一抑制作用因企业所有权和所属产业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对于低创新强度的国有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会扩大金融化对其渐进式创新的抑制作用;而对于高创新强度的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则会扩大金融化对其突破式创新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不同期限的金融资产投资对企业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长期金融化会显著抑制企业不同类型技术创新,而短期金融化的影响则不显著。

本文选取2011-2016年国内A股上市制造业作为研究样本,对实体金融化、创新投入和企业社会责任三者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重点分析实体金融化对创新投入与企业社会责任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实体金融化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负相关;创新投入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实体金融化能够显著弱化创新投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作用。

建设高效的创新体系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然而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入形成严峻挑战。本文以2007—2020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创新投入的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其创新投入之间呈现稳健的“倒U型”关系。第二，在金融化的较低阶段，企业基于预防性动机持有金融资产，金融资产的“蓄水池效应”居主导地位且有效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但随着金融化水平提高，企业基于投机动机增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居主导地位且挤占了企业创新投入。第三，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其创新投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受到企业CEO的专业技术背景、产权属性和所在行业竞争激烈程度的调节。研究结论对于客观认识企业金融化的动机与效应，针对性地提出治理企业金融化的政策、推动经济“脱虚返实”和完善创新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高管研发背景和政治关联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中国上市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这种效应存在异质性；第二，高管研发背景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缓解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该作用在弱融资约束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第三，高管政治关联会加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这种负面影响在强融资约束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避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是现实和学术界争论的热点。从微观企业层面，基于金融化视角，以“R&D-创新-生产率”（CDM）模型为基础，引入金融化因素进行扩展，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技术创新决策、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产出和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创新投入强度越小；金融化与创新投入决策、创新投入强度的关系具有典型的企业所有权异质性；技术创新投入对技术创新产出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化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投入进而影响技术创新产出，最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间接影响。由此得到对新时代背景下实体企业提升生产率的启示为：企业在转型发展阶段应理性决策，在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的同时持续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政府需要了解金融化对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进而对生产率提升产生的影响，制定有效的政策引导实体企业在经营、资产配置等决策中作出正确选择。

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背景下,实体企业金融化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实体企业将资金投资于金融类资产而对研发投入造成的挤占效应,较少从企业内部创新驱动力角度关注跨期金融化投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鉴于此,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的跨期影响,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探讨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的交互效应对研发投入持续性和研发投入转化率的提升作用,并检验分析师关注和是否拥有资格资质认定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以2010年至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业和非房地产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 15. 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对内生性问题的缓解和其他稳健性检验保证了研究结果的一致性。研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在当期呈负向关系,但在滞后期呈显著正相关;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的交互作用弥补研发过程中的资金短缺,平衡创新知识转化过程中的调整和失败风险,缓解管理者面对的短期业绩考核和股价波动压力,进而显著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持续性和研发投入转化率。分析师关注对上述作用产生负向调节效应,即分析师关注使管理者投资决策的目的和动机从关注长期创新发展向追求短期利益倾斜。在无高科技等资格资质认定的实体企业中,金融化与研发投入的交互效应对研发投入持续性和研发投入转化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研究深化了微观视角下企业金融化与创新活动的关系研究,丰富了金融化蓄水池效应的研究证据,揭示了资本市场冲击和企业异质性特征的间接影响,有助于理解企业金融化现象背后折射的投资决策和战略意图,对于提升实体企业创新驱动力、促进政府实施高效的监督和激励政策、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以我国2009—2021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重点对市场竞争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实体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显著挤出了企业创新,而市场竞争在其中起到了正面的调节作用。随着竞争程度的提高,金融化对创新的挤出作用逐渐减弱,但随着竞争程度超过适度竞争情形,金融化对创新的挤出作用逐渐增强,亦即相较于高竞争和高垄断情形,适度的市场竞争能够更好地减弱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挤出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竞争或高垄断情形均会加剧企业的金融逐利动机,从而使得金融化更显著地挤出创新。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挤出作用在国有企业、低盈利企业和低成长企业中更强,而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则更明显地出现在非国有企业、高盈利企业和高成长企业。研究为从市场竞争角度治理实体企业的脱实向虚问题提供了政策思路。

以2008-2017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财务数据为样本,基于企业的主观(企业风险承担)、客观(融资约束)视角,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并分析了企业金融化影响创新投资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了企业创新投资,主要通过削减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挤出了研发创新投资,而非融资约束的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风险承担在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东部地区中对企业金融化抑制企业创新投资的中介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有助于为缓解实体经济"脱实向虚"、促进创新驱动战略方针的实施以及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参考。

选取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探究企业金融化—投资效率—企业价值的作用路径,分析融资约束水平在金融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出于市场套利动机,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投资效率在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价值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当融资约束较高时,金融化程度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当融资约束较低时,金融化程度负向影响企业价值。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企业金融化已成为近年来中国非金融企业发展的重要趋势。该文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Ａ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基于ＳｕｐｅｒＳＢＭ模型的三阶段组合效率法剔除管理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后，测度了经营性业务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构建了滞后一到三期的回归模型，并用该模型分析企业金融化在总量和增量上对实体企业经营性业务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在总量还是增量上，企业金融化对经营性业务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存在抑制效应，并且这种效应在国企与非国企中都存在。具体而言，金融化程度造成的抑制效应长期存在，且对国企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提升金融资产投资强度对国企和非国企的影响在程度和持续时间上均存在差异．．．

文章关注实体企业金融化这一热点经济现象。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战略差异具有显著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企业战略差异度越大。并且,高管权力越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时,实体企业金融化与战略差异度的正相关关系越显著。进一步,中介效应检验证明,实体企业金融化通过战略差异中介因子对企业主业发展具有负面影响。本文从战略角度丰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文献,同时将微观层面高管特征与企业特征因素拓展到实体企业金融化领域。政策意蕴是,政府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应加强监管,防范企业过度金融化,引导资金流向实业。

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是中国当前经济一个特征。针对这一经济现象,本文从微观层面入手研究高管经历特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的金融经历促进了实体企业金融化,表现在提升了企业金融化参与度、金融化密度与金融化增速。从动机来看,高管配置金融资产主要是基于金融套利动机,缓解投资不足的防御性储蓄动机并不明显。进一步地,金融资产配置对实业均表现出挤出效应,反哺效应并不明显,这也补充说明了储蓄动机不成立。这些结果表明金融化虽然使企业短期获利,但长期并没有反哺实业发展。本文研究为企业金融化提供了微观高管层面证据,对于理解企业金融化异质性行为,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