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组部２０１３年１８号文件颁布为契机，分析了不同控股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中，具有政府官员背景的独立董事（以下简称官员独董）及其辞职对上市公司股票价值的影响。本文以３１２家涉及独董辞职的公司为样本，发现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比，聘请官员独董的民营控股上市公司（１）支付的现金股利水平更高；（２）官员独董辞职后股票价值下降的幅度更大。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通过聘用官员独董获得政治资源，而官员独董同时也会要求上市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发展资本市场的要求，间接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文基于过度投资这一较为全面的公司决策视角,以2001-2013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提出异地独董的"咨询有效"、"咨询无效"和"监督无效"三种假说检验异地独董对公司整体投资的作用。研究发现:(1)异地独董导致了公司更严重的过度投资,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多种稳健性之后仍然成立,以此拒绝"咨询有效"假说;(2)从公司监督需求和咨询需求区分考察失效职能的结果表明,异地独董在公司整体层面主要表现为"监督无效";(3)进一步分析显示,路径上,异地独董的履职失效源于更低的董事会出席率、公司更高的电话会议比例和公

本文基于过度投资这一较为全面的公司决策视角,以2001-2013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提出异地独董的"咨询有效"、"咨询无效"和"监督无效"三种假说检验异地独董对公司整体投资的作用。研究发现:(1)异地独董导致了公司更严重的过度投资,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多种稳健性之后仍然成立,以此拒绝"咨询有效"假说;(2)从公司监督需求和咨询需求区分考察失效职能的结果表明,异地独董在公司整体层面主要表现为"监督无效";(3)进一步分析显示,路径上,异地独董的履职失效源于更低的董事会出席率、公司更高的电话会议比例和公司面临的较差的信息环境。后果上,异地独董导致的过度投资降低了公司价值;而异地独董的差异也并非个体系统性偏差,相同独董的异地任职比本地任职导致了更严重的过度投资;忙碌、非职业背景、非学术背景和年龄较轻的异地独董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强。

本文利用中共中央１８号文件限制官员在企业任职所提供的研究机会，探讨了官员型独立董事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官员独董在其任职的大约５０％的公司并没有创造正向价值。基于董事会资源提供假说的经验分析表明，其＂价值＂创造受特定因素的影响，包括公司所在城市的政府质量，该地政府对企业征收的税费越少，产权保护的力度越大，官员越廉洁，则官员独董的价值越小；行业受到的政府管制越多，则官员独董的价值越大；公司若处于独董的关系网络覆盖范围之内，则其获益更多；官员独董获得的薪酬激励越大，其为企业带来的资源越多；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能为独董的政府公关活动提供更加有效的运作平台。

文章分析了官员独董辞职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进一步通过对样本进行分类揭示了官员独董对公司的作用机理。以41个官员独董辞职事件为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分析发现:对于资源约束程度较高的公司而言,官员独董的辞职会损害其公司价值;如果官员独董的辞职处在早期波段,这一事件会带来负的股票回报率。文章证明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出台的及时性与必要性,对独立董事的作用等相关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

本文以2012-2014年上交所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治关系对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影响方式,尝试性探索官员独董对真实盈余管理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官员独董未充分履行监督职能,约束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与此同时,在考虑所有权性质的前提下,国有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较民营企业低。

上市公司聘请离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简称"官员独董"),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普遍现象。上市公司通过聘请官员独董能够建立起与政府部门的政治联系,从而帮助其从政府手中获得各种稀缺资源和优惠政策,同时也需要承担提供就业机会、政府税收、官员政治升迁等多种社会服务和政治任务。官员独董给公司带来了怎样的经济影响,这是学术界和企业界长期热议的焦点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科学检验。为了探究官员独董对所任职公司的经济影响,利用2013年10月19日中组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

上市公司聘请离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简称"官员独董"),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普遍现象。上市公司通过聘请官员独董能够建立起与政府部门的政治联系,从而帮助其从政府手中获得各种稀缺资源和优惠政策,同时也需要承担提供就业机会、政府税收、官员政治升迁等多种社会服务和政治任务。官员独董给公司带来了怎样的经济影响,这是学术界和企业界长期热议的焦点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科学检验。为了探究官员独董对所任职公司的经济影响,利用2013年10月19日中组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简称"18号文")作为外生冲击事件,手工收集2013年10月19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中国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790起独立董事辞职公告,利用事件研究法检验辞职公告的市场反应,以测量官员独董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发挥的实际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对官员独董的辞职公告事件表现出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而且官员独董辞职事件的正向市场反应明显强于非官员独董辞职事件的市场反应,实际上非官员独董辞职事件的市场反应显著为负,说明相对非官员独董而言,官员独董更多地扮演了"掠夺之手"的角色,进而损害了公司价值。进一步探索公司内外部多个因素对官员独董价值的可能影响,发现如果公司注册地的政府监管强度或者公司注册地所在省市的市场化水平越高,该公司的官员独董辞职公告事件所引发的市场反应就越积极,官员独董的"扶持之手"角色越难以发挥作用,从而更加突显了官员独董的"掠夺之手"角色。但是,并没有发现官员独董的行政级别、行业专长以及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情况等内部因素会影响官员独董价值的经验证据。创新之处在于增加了非官员独董群体作为对照样本,从而能够更好地判断和评估独立董事政治联系的经济价值,得到的相关研究结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此外,利用官员独董离职潮事件考察独立董事政治联系的经济价值,不仅丰富和深化了独立董事领域的相关研究,而且拓展了政治联系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又为中组部发布"18号文"的政策意义提供了及时可靠的经验证据。研究结果启示企业不能盲目追求和构建与政府的联系,实际上与政府保持适度的距离将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2013年中组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自此之后上市公司中的"官员独董"被强制辞职,制度性关闭了"政商旋转门",这为研究政商关系理论提供了很好的准自然实验。从现金持有角度出发,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本文发现"政商旋转门"关闭为民营企业带来现金增持效应和价值提升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如果辞职的官员独董具有金融相关背景或上市公司本身具有更严重的融资约束,官员独董辞职的现金增持效应更显著;倘若该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更高、法律环境更完善、金融发展更好,那么政治关联中断的冲击更小。本文认为,官员兼职独董妨碍了企业的公平竞争,亲清政商关系是我国企业市场化转型的必要条件。

中组部18号文发布之后,在中国资本市场掀起一股官员独董辞职的浪潮。面对同一政策,这些官员独董的辞职时机选择却不尽相同。使用手工收集的从2013年10月19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官员独董辞职事件公告数据,本文研究发现:官员独董的行政级别越高、年龄越小、学历越高,其选择辞职的时间就越早;同时,官员独董所任职公司的贷款水平越高,其辞职时间也越早。进一步,本文发现官员独董辞职时间越晚,市场对其辞职事件的反应越好。本文的研究结论为18号文的政策约束力提供了经验证据,并对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本文以2012-2014年上交所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治关系对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影响方式,尝试性探索官员独董对真实盈余管理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官员独董未充分履行监督职能,约束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与此同时,在考虑所有权性质的前提下,国有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较民营企业低。

<正>2023年8月4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规范了独立董事行为、压实了独立董事责任，并自2023年9月4日起施行。该办法与国务院办公厅2023年初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呼应。《办法》和《意见》（以下总称独董新规）立足国情，从多方面提出了系统化的改革任务，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主要任务等方面，突出了独立董事的监督性与被监督性，强调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这次改革具有鲜明务实的立场，将对健全独立董事制度、助力完善公司治理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现有文献发现，官员特征（如官员的任期、异地交流、更替等）对地方经济增长和公司财务行为有重要影响，但是由于不易准确度量及缺少恰当的研究情境，对官员对制度压力的感知情况考察不足。作为外生的政策冲击，＂中组部１８号文＂的颁布及施行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机会。使用手工搜集的自＂中组部１８号文＂发布以来的官员独董辞职数据，本文从制度压力感知的角度，考察了官员行政级别、公司产权性质和地区政治强度对官员独董辞职时间早晚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级别越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及上市公司所属地区政治强度越大的官员独董，对制度压力的感知越深刻、越敏锐，辞职时间也就越早。可见，企业经营者需要深入思考政治关联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

本文以我国财政分权下的地方保护主义为制度背景,以2002~2010年间由我国A股上市公司所发起的异地非关联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异地独董在异地并购中的咨询功能。研究发现,当主并公司拥有来自目标公司所在地的异地独董时,异地并购的效率显著更高,且目标公司所处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程度越严重,异地独董对异地并购效率的提升作用越明显,但该效应只在主并公司为民企的情况下存在。研究还表明,本地关系网络是现阶段异地独董发挥咨询功能的主要途径,而主并公司所在地的政府干预和国企自身的代理问题是异地独董在国企中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本文揭示了异地独董运用其社会资本帮助主并公司突破异地并购障碍方面存在中国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