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复杂多变,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实现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整与优化。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机制,并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认知局限假设的行为宏观经济学模型,旨在深入探究我国行为人认知特征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动态联动关系。研究发现:注重调控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效果不彰,效率损失较高;注重调控产出缺口的货币政策体现出良好的有效性和较低的效率损失;增强行为人的学习意愿能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其效率损失;适度的记忆程度有利于降低货币政策的效率损失。我国中央银行应施行注重调控产出缺口的货币政策;预期引导应以加强行为人学习意愿为主,形成适度的记忆程度为辅。

2007年5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打出货币政策“组合拳”,同时出台三项调控政策: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浮动幅度区间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意图通过最强有力的政策手段来解决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和房地产投资过度膨胀的难题。

本文综合金融市场的多维信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我国的金融周期指数。在此基础上,构建TVP-SV-VAR模型研究2003—2017年间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及宏观经济变量间的时变互动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时变互动关系。(2)金融传导渠道可能扭曲货币政策效力,通过金融传导渠道,货币政策不仅会抑制经济增长,还可能加剧通货膨胀。(3)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影响滞后于对价格效应的影响。短期来看,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时变特征与金融传导渠道无太大关联,但随时间推移,金融繁荣对产出的负面影响可能最终使货币政策产出效应发生反转。货币当局应警惕金融繁荣对货币政策效力的扭曲,审慎操作,且不宜承担过多刺激产出的任务。

就业歧视在各国经济实践中普遍存在，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备受关注。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就业歧视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较少关注其对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是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之一，就业歧视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改变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现实经济中就业歧视的表现形式众多，其中就业机会歧视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即企业在招聘过程中主观认定雇用某一类型劳动力将产生额外成本，导致企业对该类劳动力的雇佣量少于最优雇用量，进而使社会就业总量减少。基于此，本文构建无就业歧视和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的两主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TANK—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二阶矩匹配法等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货币政策当局执行何种货币政策(标准泰勒规则、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无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扩张性货币政策均会促进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物质资本租金率和整体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与无就业歧视的情形相比，存在就业歧视情形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的促进作用变小，而对物价上涨(通胀)的促进作用变大，即就业歧视会弱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积极效应并强化其消极效应；就业歧视的存在会降低货币政策实施后产出和就业的持续性、提高通胀的持续性，同时也会扩大产出、就业和通胀的波动性。总体上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在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就业的目标；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促进效应在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产出增长的目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经济政策有效性角度探讨就业歧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二是构建TANK—DSGE模型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三是从提高政策有效性角度为不同宏观经济目标下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参考。本文揭示了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减轻就业歧视不仅有助于就业和收入公平，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因而需要构建和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不断减少各种就业歧视。

本文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从存在性检验和强度测算两个方面予以分析,运用虚拟变量刻画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并引入Gumbel Copula上尾相依系数来检测其波动效应的存在。实证结果不仅验证了理论分析的合理性,也证明了美国货币政策的负波动效应,以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传统货币政策间的协同效应。

论文从经济增长、就业市场和通胀水平三个维度对比分析了QE2、扭转操作推出时和当前的美国宏观经济环境。当前美国整体经济形势提升显著,虽然面临诸多下行风险,但温和复苏态势明朗。由于主要经济指标并没有出现实质性恶化,且QE2对促进私人投资效果有限,下半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基调将是"稳定"。为了支持美国经济继续沿着复苏通道前进,并降低下行风险的影响,美联储将继续维持超宽松的货币环境,但不大可能再推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除非市场发生极端负面的事件。将扭转操作延长至"2012年年底",也较为明确地透露了美联储将观察期延长

2008年金融危机后,金融压力如何影响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这一问题倍受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本文构建了时变权重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来衡量金融体系的运行状态,并通过MS-VAR模型研究了不同金融体系运行状态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呈非线性:在金融压力时期,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弱化。这意味着此时,中央银行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调控。

宏观经济环境是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双轨制经济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制度环境,买方市场已经初步形成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环境,通货紧缩是近几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基本状态。总的来看,当前宏观经济环境限制了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充分发挥。因此,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基本途径是深化改革,以消除转轨时期相对不稳定的经济体制基础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不利影响,在此基础上,根据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合理选择货币政策及其取向。

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所定义的最优货币政策是围绕中央银行二次型损失函数展开的。近年来有研究表明,货币政策是否最优的重要标准是能否使经济趋于理性预期均衡水平。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进一步探讨中央银行与公众间不同策略互动如何导致实际经济偏离理性预期均衡水平。首先,在新凯恩斯模型框架内,对理性预期假设进行适当放松,通过引入适应性学习刻画宏观经济预期形成过程。其次,通过动态数值模拟,计算不同货币政策目标制下实际经济对均衡水平的偏离程度以及相应的均值和波动水平。最后,分析并甄选我国最优货币政策框架。本文发现,灵活通货膨胀目标制和混合名义收入目标制均可成为我国最优货币政策的有效实现形式,可促进经济平稳、协调发展。

将异质性银行、系统性风险与宏观经济运行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构建DSGE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冲击、宏观审慎政策冲击及银行自身行为冲击下不同银行对金融经济变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运用福利分析探索针对不同银行最优的双支柱政策组合搭配。研究发现：影子银行的存在对产出、通胀和系统性风险波动具有明显放大效应；国有银行对货币政策的执行与传导效果优于其他股份制银行；低利率环境下，高杠杆银行会对低杠杆银行形成挤出，导致系统性风险上升。结合脉冲响应和福利分析，得出启示：对传统银行影子业务的治理采用以资本充足率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效果不佳，应针对影子业务计提专门的资本和拨备；应重点关注高杠杆率银行；对其他股份制银行应采取适度偏紧的调控政策，约束其过度风险承担行为。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复杂多变,货币政策操作受到严峻考验。本文首先基于SV-TVP-FAVAR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三维脉冲冲击效应,进一步运用混频Granger因果方法检验不同时期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稳健性。结果表明: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宏观经济效应,调控效果与经济运行阶段有关。在经济萧条期,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是通货膨胀和产出的"纳什均衡";在经济高涨期,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是产出和通货膨胀的"纳什均衡";在经济平稳期,价格型货币政策是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占优策略",数量型货币政策是通货膨胀的"纳什均衡"。

本文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和GARCH族模型,实证考察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波动性及其原因,并通过构建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货币政策波动对宏观经济目标变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差异;货币政策波动性较大时,其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溢出效应明显减弱,甚至对宏观经济目标变量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不仅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更是新常态下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促进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的重要保障。

面对逐渐升高的经济不确定性和预期转弱压力，通过强化预期管理来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变得更加重要，同时考虑到流动性监管对货币政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从实证和理论角度探讨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宏观经济效应，并兼顾考察流动性监管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的影响。SVAR模型的经验证据表明，货币政策预期冲击表现为正向需求冲击，刺激宏观经济的同时引起货币政策的扩张性响应，流动性监管冲击具有相似的效果。进一步构建NK-DSGE模型，在模型中引入货币政策预期和流动性监管，利用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和贝叶斯方法估计该模型，研究发现：引入预期可以提升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但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中未预期到的成分仍较多；流动性监管能较好地防范流动性风险，稳定宏观经济，但监管带来的流动性约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效果。本文的结论对加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推动货币政策与流动性监管协同发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