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外部制度环境对于企业寻租的影响,本文基于董事性别这一内部治理结构视角探讨女性董事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寻租行为。使用2006—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女性董事会显著降低企业寻租费用,并且女性董事占比越高,寻租费用下降越多。进一步研究发现,女性董事降低企业寻租费用的效应主要来自非独立董事;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女性董事降低企业寻租费用的作用更为明显;相比于政府干预较少的地区,政府干预严重地区的企业中女性董事降低企业寻租费用的作用更为明显。本文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视角为减少企业寻租提供一个有效方式,同时也拓展女性公司治理的经济行为研究。

新发展理念下企业环境责任表现（E）、社会责任表现(S)和公司治理表现(G)是企业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系统驱动企业实施ESG战略行动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对企业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董事会的性别特征视角出发，使用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22年的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女性董事对企业ESG表现的具体影响效应及促进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女性董事对企业ESG存在显著的提升效应，女性董事更加注重企业实施ESG战略行动，从而能够提升企业ESG表现，且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女性董事对企业环境责任表现、社会责任表现以及公司治理表现均存在显著的提升效应。第二，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女性董事主要通过加大环保投入、强化社会捐赠以及完善公司治理的三重机制提升企业ESG表现。第三，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女性董事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效应在环保敏感度低行业、竞争程度低行业、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第四，经济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女性董事通过提升企业ESG表现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研究结论为企业ESG表现驱动因素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并基于公司治理、ESG表现、女性董事地位的视角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以2004—2011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Basu模型结合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环境和女性特征,实证检验了女性董事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是否存在女性、董事会中女性的数量和比例都对会计稳健性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董事会存在女性董事降低了低竞争行业企业和低债务监督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但女性董事的数量和比例的增加却提高了高竞争行业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研究结论对深入理解会计稳健性以及加强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董事会成员的异质性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女性董事更是这个热点中焦点。基于女性董事监督效用的视角,本研究以2008年至2014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在理论分析女性董事的人力资本、责任感和保守性分别与董事会行为强度、勤勉度和沟通度关系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女性董事参与度对董事会监督效用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存在女性董事董事会的董事会会议频数更高,独立董事出勤率更好,更加倾向于选择沟通更好的现场会议形式,并且监督效应更显著。这样的结论符合女性董事可以提高董事会监督积极性的假说,表明董事会性别异质性确实有助于提高董事会的监督效用。

女性董事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已日趋普遍,文章利用这一自然实验机会,以2003-201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女性关怀主义伦理是否会影响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发现:(1)女性董事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水平;(2)将女性董事区分为女性独立董事和女性非独立董事后,女性非独立董事促进了慈善捐赠水平的提升;(3)女性董事(女性非独立董事)对于慈善捐赠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显著减弱。上述结论表明,在中国,女性在情境决策中的关怀主义伦理已经影响到企业决策,而国有企业的经济理性制约了女性关怀主义伦理的作用发挥。此外,独立董事在企业决策中的作用有限。

基于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董事的海外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董事的海外任职经历显著提升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但仅有海外求学经历的董事对于企业的风险承担没有显著性影响,并通过Heckman两步法等检验证实以上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的海外任职经历对于成长性较低和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的风险承担提升作用更为明显。结论证实了海外人才引进对于企业经营的积极影响。

风险承担是企业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本文运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董事网络中心度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结构洞对企业风险承担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知识溢出在董事网络中心度以及结构洞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中均发挥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企业应该合理构建董事网络关系；优化董事网络结构，适度获取外部知识，提升决策质量。

董事会是否有国际化经营的知识和经验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决策和绩效,而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直接影响着董事会的国际化经验和知识。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董事会成员的海外背景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董事会中没有海外背景董事的企业而言,董事会中有海外背景董事的企业其国际化程度更高,而且有海外背景的董事数量对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讲,董事会中有海外工作经历的董事对企业国际化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有海外工作经历的董事是影响企业国际化程度的重要因素;而董事会中有海外教育背景的董事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这和中国企业处在国际化经营的初级阶段且国际化经营经验比较缺乏有关。

董事会是否有国际化经营的知识和经验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决策和绩效,而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直接影响着董事会的国际化经验和知识。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董事会成员的海外背景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董事会中没有海外背景董事的企业而言,董事会中有海外背景董事的企业其国际化程度更高,而且有海外背景的董事数量对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讲,董事会中有海外工作经历的董事对企业国际化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有海外工作经历的董事是影响企业国际化程度

以2010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债务成本的治理效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后债务成本显著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投保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债务成本的抑制作用减弱;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债务成本的治理效果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没有显著差异;对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降低债务成本主要是因为抑制了管理层的高风险管理活动。

文章在绿色治理理念指导下，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董事会连锁关系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董事会连锁关系数量的增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明显提高，且董事会连锁关系影响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多为非财务类环境信息；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市场发展程度健全及非重污染行业情境下，董事会连锁关系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促进效应越显著。从微观董事会连锁关系视角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驱动力的剖析，可为董事会成员的选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监管结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提供新的参考依据。

本文围绕国有企业党组织与董事会"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这一重要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将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的文本资料作为研究载体,手工收集并整理2005～2017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历次董事会决议公告,通过董事会成员在历次董事会会议中的投票情况(同意、反对、弃权),考察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对董事会决策过程的影响,以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决策过程和决策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党组织与董事会"双向进入"对董事会异议的影响不显著;国有企业党组织与董事会"交叉任职",尤其是党委书记与董事长由同一人担任的情况下,更可能出现董事会异议,表明这种机制安排能够为党组织在董事会决策中发挥作用提供职务保障,而且这种影响受到企业业绩的负向调节和金字塔层级的正向调节;但在讨论前置实施后,党委会在董事会决策之前进行政治把关,通过行使否决权阻止了一部分存在问题的议案进入董事会决策流程,因而在董事会决策过程中异议意见减少。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区域的国有企业而言,党组织与董事会的交叉任职对董事会异议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位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区域的国有企业影响不显著;而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对董事会异议的影响在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的差异不显著;同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公司财务特征变量和公司治理特征变量后,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通过影响董事会异议进而发挥提升企业绩效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打开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如何嵌入公司治理结构并通过参与董事会决策发挥作用的"黑箱",丰富了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的微观决策过程和作用机制的研究,对于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治理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能够为党组织如何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提供理论指导,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借鉴。

制造业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在温州债务危机爆发后,为制造业"输血"的呼声不绝于耳,政府及银行也相继展开救助。然而资源增加后难以避免的冗余资源对企业绩效有何影响?文章以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转型时期中国企业公司治理水平仍然较低、委托代理问题仍然普遍的理论前提,研究了制造业企业冗余资源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独立董事介入的情境。采用2001年~2010十年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而言,冗余资源对企业绩效有负面影响;但是企业独立董事介入程度越高,越可以

本文以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中国Ａ股高科技电子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ＣＥＯ股权激励为调节变量，就董事会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企业Ｒ＆Ｄ投入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１）董事会人力资本及董事会社会资本均与企业Ｒ＆Ｄ投入显著正相关；（２）ＣＥＯ股权激励对董事会人力资本对企业Ｒ＆Ｄ投入的影响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应，且ＣＥＯ持股比例越高，该调节效应越明显；（３）ＣＥＯ股权激励对董事会社会资本对企业Ｒ＆Ｄ投入的影响关系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启示在于，高科技电子行业上市公司及其他类似Ｒ＆Ｄ特征明显的企业，既须重视董事会人力资本与董事会社会资本对企业Ｒ＆Ｄ投入的战略意义，亦须基于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