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互联网使用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显示,互联网使用能够带来工资性收入的提升和性别收入差距的缩小。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揭示了互联网使用中的性别特征差异和性别歧视。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偏好和教育机会的增加是使女性在互联网使用中获益更多的主要原因。农村户口和低收入群体的女性更能在互联网使用中获益。

本文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风险偏好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显著；从风险偏好调节作用模型分析发现，农户风险偏好抑制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金融资产占比、家庭金融资产规模的促进作用，强化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是否拥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在使用互联网的农户样本中，农户风险偏好对家庭是否拥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农户越偏好风险，越倾向于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依据农户风险偏好程度分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效应具有风险偏好情景依赖特征。此外，按照地区划分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效应大小存在地区差异。

本文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风险偏好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显著；从风险偏好调节作用模型分析发现，农户风险偏好抑制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金融资产占比、家庭金融资产规模的促进作用，强化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是否拥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在使用互联网的农户样本中，农户风险偏好对家庭是否拥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农户越偏好风险，越倾向于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依据农户风险偏好程度分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效应具有风险偏好情景依赖特征。此外，按照地区划分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效应大小存在地区差异。

本文利用CLASS2016数据从城乡、区域、居住类型等多角度分析了互联网对老年人代际支持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可以显著提升老年人获取的代际支持水平，分维度来看，互联网能够显著改善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代际情感支持和代际照料支持。对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广义矩估计模型（GMM）处理，并且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结论稳健。机制检验表明，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上网能够提高其获得的代际支持水平。同时，互联网的信息渠道效应在提高老年人代际支持水平上存在。互联网对于改善家庭关系具有积极意义，最终提高了老年人获取的代际支持水平。本文还发现，女性、独居老年人和东部地区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更容易提升代际支持水平。

本文利用CLASS2016数据从城乡、区域、居住类型等多角度分析了互联网对老年人代际支持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可以显著提升老年人获取的代际支持水平，分维度来看，互联网能够显著改善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代际情感支持和代际照料支持。对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广义矩估计模型（GMM）处理，并且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结论稳健。机制检验表明，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上网能够提高其获得的代际支持水平。同时，互联网的信息渠道效应在提高老年人代际支持水平上存在。互联网对于改善家庭关系具有积极意义，最终提高了老年人获取的代际支持水平。本文还发现，女性、独居老年人和东部地区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更容易提升代际支持水平。

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影响女性创业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创业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能提高女性创业概率,促进女性开展机会型创业;互联网使用通过社会资本和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偏好两种机制间接影响女性创业。具体而言,互联网使用通过提高社会资本和改善正规金融机构偏好间接提高女性创业概率,仅通过改善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偏好间接促进女性开展机会型创业。建议为促进女性创业,要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女性的网络技术培训;利用互联网技术扩大社交网络,发展女性的社会资本;构建金融信息交流平台,改善女性的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偏好。

本文利用2010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居民使用互联网对其主观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显示,使用互联网显著提高了人们的整体幸福感,但对于幸福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互联网使用带来的影响并不一致:互联网的使用会显著提高人们的工作满意度,但同时会降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影响主观福利水平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灵活性,进而对其工作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使用互联网则可能导致家庭关系的弱化和主观相对收入的降低,进而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

通过信息化促进更高层次的教育公平是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手段。然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对教育公平的实证研究仍较为缺乏。当前教育改革处于城乡差异和阶层分化双重格局之下,必须基于新时代互联网技术向教育领域深度渗透的背景,重新审视影响教育公平实现的隐蔽再生产问题。本研究的数据是基于山东省莱西市、沂水县和微山县,甘肃省会宁县、靖远县和武威市,安徽省萧县、无为县和肥西县共3省9市(县)的27所初中学校初三学生的问卷调查。调查采取多层次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总计发放190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840份,有效回收率96. 8%。研究从学生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探讨城乡不同家庭阶层背景对学生互联网使用行为偏好的影响。调查结果表明,不同家庭阶层地位影响学生互联网使用偏好,学生互联网使用行为之学习偏好或者娱乐偏好,与社会阶层背景密切相关,优势阶层家庭、高收入家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家庭和城市家庭子女,更易于形成互联网学习偏好。学校教育中的信息"使用鸿沟"最具隐蔽性,它掩盖了城乡学生教育结果的不平等,必须从城乡教育信息化实质公平角度推进城乡教育信息化均衡建设。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文利用Probit模型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就业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促进女性的整体就业,且对非自雇就业的作用效果要大于自雇就业。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有助于促进女性就业,尤其是非自雇就业。在工作或闲暇时使用互联网,分别与女性自雇、非自雇就业高度相关,并且闲暇时进行社交、娱乐和学习活动的不同偏好,使用互联网对女性自雇、非自雇就业的作用效果也有所区别。此外,互联网使用对不同婚姻状况、学历及户籍女性的影响作用也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本文建议,为提高女性劳动供给,不仅要强化网络建设和扩大教育培训,增加女性互联网使用率;同时也要优化网络平台应用,发展女性多元化就业形态。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文利用Probit模型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就业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促进女性的整体就业,且对非自雇就业的作用效果要大于自雇就业。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有助于促进女性就业,尤其是非自雇就业。在工作或闲暇时使用互联网,分别与女性自雇、非自雇就业高度相关,并且闲暇时进行社交、娱乐和学习活动的不同偏好,使用互联网对女性自雇、非自雇就业的作用效果也有所区别。此外,互联网使用对不同婚姻状况、学历及户籍女性的影响作用也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本文建议,为提高女性劳动供给,不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女性创业者数据,探讨了互联网使用与女性创业概率之间的关系。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女性的创业概率;平均而言,上网女性的创业概率比不上网女性高3%;高频次使用互联网的女性创业概率高于低频次使用互联网的女性。互联网通过提高女性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丰富女性的信息渠道等机制为女性提供了有效积累创业资源的线上途径,从而促进了女性的创业活动。

近年来，中国劳动者的教育错配情况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上不可忽视的问题。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2020年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劳动者教育错配的影响，并对上述影响的传导机制及对不同群体的异质影响进行探讨。研究结果显示：(1)互联网使用可以减少劳动者的教育错配；(2)互联网使用有助于信息获取及社会资本增加，由此减少劳动者的教育错配；(3)互联网使用对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现象均有缓解作用，且更有利于减少包括女性、低社会经济地位和农村劳动者在内的特定群体的教育错配情况。这体现了互联网使用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提升就业公平层面的积极意义。

困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足，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阻碍了其收入增长。移动互联网具有强大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和社交功能，加上其共享性、普惠性和使用低成本性，为降低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因此，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有助于其收入增长。然而，在现实中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否显著提高其家庭收入，目前还缺乏经验证据。本文认为，低收入家庭通过移动互联网可以低成本地获得就业创业信息、学习技能知识、拓展社会关系，同时互联网的发展本身也催生了更多的就业创业形式和机会，因此，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家庭成员更多更高质量地参与有报酬的经济活动，因而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主要表现为其促进就业创业带来的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增长；同时，创业的门槛约束使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家庭成员就业的改善，相应的，促进就业成为使用移动互联网助益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路径。采用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使用移动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其中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效应显著，但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效应不显著；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和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其中就业的中介效应最强，创业次之，社会关系网络最弱，且使用移动互联网对低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改善作用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及其就业、创业、社会关系路径，拓展和深化了互联网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和低收入家庭的增收路径研究，并为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够促进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显著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要进一步发挥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增收效应，应加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并不断优化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学习功能和社交功能以提高低收入家庭的互联网使用广度和深度。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互联网科技的深入发展催生出了现代投资者极为青睐的一种金融投资方式——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是将互联网技术和传统金融相融合的一种新兴金融模式，它使支付转账、资金融通和信息中介等金融服务都可以借助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来实现。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给我国金融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也对传统的金融行业形成了不小的冲击，更对投资者的偏好

基于风险认知与风险偏好理论,利用一个P2P网络借贷平台中独特的用户行为轨迹追踪数据集,以投资人网站访问深度作为网络互动程度的代理,以选择投资不同风险属性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作为投资偏好的表现,考虑投资人投资前的相对风险偏好系数和期望收益率,实证研究访问深度与投资风险偏好之间关系及其在不同群体中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访问深度越深,投资人越偏好于选择投资低风险的金融产品;(2)IV Probit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访问深度每增加一单位,投资人选择高风险金融产品的概率下降5.18%;(3)访问深度对投资风险偏好的影响在不同性别、资产特征、账户特征和历史投资特征的群体中均存在异质性。本文研究可应用于智能投资顾问领域,研究结论对于引导投资人合理投资,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促进互联网金融理财市场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