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央行数字货币和银行业具有垄断竞争特征的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央行数字货币支付技术进步和应用场景扩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和作用强度。研究表明：第一，央行数字货币支付技术的进步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一方面提高公众持有央行数字货币的意愿，从而从需求侧发力推动数字货币化的转型进程；另一方面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而带动总需求的扩张。第二，在数字货币化推动下，垄断竞争的银行体系会创造流动性充裕的低利息信贷环境，宽松的信贷环境有利于推动总需求的扩张。第三，央行数字货币应用场景扩大会通过货币数量效应、技术扩散效应和资源再配置效应等传导渠道促进经济增长，并通过稳定宏观经济波动的方式增进社会福利。本文针对不计付利息的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成果为稳妥推进我国数字人民币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通过建立表征央行数字货币影响经济主要机制的央行数字货币转化程度指数,并合理引入利率走廊机制,构建DSGE模型进行动态模拟分析,研究央行数字货币的若干重要宏观经济与金融效应,结果表明: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不会给宏观经济带来较大波动,但会对央行数字货币等若干重要金融变量产生较明显影响并且会使货币乘数不确定性增加;央行数字货币的利率可作为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其与常备借贷便利可形成利率走廊机制,更有效地调节经济;在利率走廊机制下,受到负向生产技术冲击后,商业银行存款有持续下降的趋势。因此,建议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谨慎调节利率走廊宽度,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多以SLF和MLF等能直接提高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工具应对生产技术等负向冲击;同时,商业银行应随活期存款向央行数字货币转化程度的提高,积极采取措施吸收存款以提高竞争力。

自从比特币诞生以来,数字货币及其底层的分布式账本技术迅速在全球推广应用。传统上,货币的发行和流通采用二叉树结构,中央银行为最高节点,中间为商业银行,底层为社会公众和企业。而在分布式账本下,所有节点具有同等权限,彼此之间可直接交易。于是,数字货币的推崇者以去中心化、免信任中介、不可篡

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内,考虑环境污染对生产的负外部性,构建包含环境因素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环境保护税与环保技术进步对生态环境质量以及宏观经济产生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一是环保技术进步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均表现为产出、就业增加以及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表明环保技术进步无论对宏观经济还是生态环境均具有积极作用;二是环境保护税提高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具有明显的"短期损失"与"长期收益"权衡取舍的特征。在短期中,环境保护税提高使得政府面临稳定产出、就业与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权衡取舍问题。由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环境保护税能够帮助政府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绿色发展。要构建和完善环境保护税政策体系,加强对环保技术开发与使用领域的税收支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大对环保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第二,运用环境保护税支持绿色发展,不仅要权衡短期损失更要看重长期效益。在谋求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过程中,尽管环境保护税提高会对经济发展带来短期"阵痛",但是长期来看收益更加显著。

全球跨境贸易的快速增长对跨境支付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基于央行数字货币的形态特征，从“互操作性”的视角分析了央行数字货币对传统跨境支付的效率改进机制。在此基础上，总结分析了数字人民币在跨境零售支付领域和参与批发型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的应用拓展经验。本文认为，未来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领域具备基础优势和环境支撑，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但同时也面临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和跨境支付体系的双重制约。因而，中国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规则和监管体系，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发展，优化数字人民币设计框架，并积极参与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国际合作，为数字人民币进一步拓展跨境使用创造良好条件。

随着我国外汇占款的持续下降,中央银行采用借贷便利货币政策工具投放基础货币日趋常态化,导致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本文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出发,在分析基础货币投放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动成分与被动成分相分离,利用TVP-VAR模型检验1993年以来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与经济增长、物价水平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基础货币投放的随机扰动冲击对经济增长、物价水平的影响具有时变特征;在不同基础货币投放阶段下,被动投放冲击和主动投放冲击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从影响强度和影响

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研发与实践如火如荼,但主要集中在国家内部的零售层面,鲜有涉及不同国家间的跨境支付探讨。为更好理解CBDC的跨境支付,本文首先分析其主要动机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包括提高跨境支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与结算风险等动机,以及取代本币、削弱金融稳定性等风险;其次,总结全球CBDC跨境支付项目的实践进程。当前,大多数项目集中于批发型CBDC,且主要存在三种模式:加强兼容性、CBDC系统相互连接,以及整合成单一系统;最后,深入探讨CBDC跨境支付的前景。藉此给CBDC跨境支付研究带来一定借鉴,也为数字人民币的发展提供参考和指引。

数字经济时代下，跨境需求场景日趋丰富，这对跨境支付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推动各国探索央行数字货币（CBDC）跨境支付体系建设。CBDC跨境支付克服了传统代理银行支付模式下的低效、不透明等缺点，使得支付系统更切合多元支付需求。在全球支付体系中，CBDC跨境支付体系一定程度上实现支付系统“去中心化”，从而规避发达国家的长臂管辖。此外，CBDC跨境支付改变国际货币竞争格局，让新兴经济体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全球金融秩序建设中。当前，诸多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着力研发跨境CBDC支付体系，以谋求数字经济时代下国际贸易的主动权；中国掌握着先发优势，应当在保持技术独立的前提下，加强国际合作，推动CBDC跨境支付体系建设，让更多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受益。

数字化时代数字经济与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倒推着支付体系的更新换代，央行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新型数字化支付工具应运而生。基于流行的货币支付属性构建货币效用模型研究支付工具的新旧交替，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如何通过替代现有支付工具开启支付系统新格局，并通过数值模拟预测央行数字货币取代现有支付工具的过程。研究表明：央行数字货币替代现有支付工具的程度由货币转化成本和支付属性决定，计息央行数字货币的替代力强于无息央行数字货币，现金支付被取代的程度更深，存款支付被取代的规模更大。央行数字货币成为未来主流的支付工具是大势所趋，央行对于数字货币的设计应允许其支付属性随时代发展而灵活变换；且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应从对市场冲击力最小的无息央行数字货币开始，并随着技术的发展有针对性地增加新的功能。

笔者认为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对宏观经济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首先建立理论模型,分析收入差距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VAR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同时收入差距扩大具有扩大净出口、抑制投资和消费的效应,造成内、外经济失衡,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加大经济运行的风险。

本文基于考虑央行数字货币（CBDC）对家庭、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经济行为影响的局部分析与包含五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研究CBDC对货币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而言，家庭部门兑换CBDC方式、派生存款机制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共同影响货币结构，CBDC替代存款比例变动通过融资利率变化影响经济增长。CBDC替代存款的经济影响总体可控，中央银行具有货币政策调节融资利率职能。数字人民币以不计息形式发行最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数字人民币发行初期，需要定期对数字人民币兑换与发行情况进行货币流动性监测，并基于货币流动性监测结果制定与实施结构型和总量型货币政策。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对金融业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大批依托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的兴起,更是对金融支付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各类私人数字货币不断被一些民间团体接纳及2019年Libra白皮书的发布,各国央行纷纷加大对数字货币底层技术及发行制度的研究和投入,在对数字货币

近来,估值效应与货币错配已成为国际金融研究中的常用概念。本文认为,这是两个高度相关的概念。前者泛指在资产与负债中或收入与支付流中非对称的币种构成条件下汇率变动带来的对净值可正可负的影响,后者则特指其中的负影响。两者都被认为仅由汇率变动所引致,其中在多货币条件中又可进一步分解为"基准汇率变动"(本币与某种重要外币之间的汇率)和"交叉汇率变动"(某种重要外币与其他外币之间的汇率)。分析估值效应和货币错配的经济意义还应联系到汇率风险的具体类型,即交易风险、换算风险和经营风险。作为一个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假想事例,希腊退出欧元区可能面临的得失恰好可联系估值效应和货币错配概念来展开分析。本文分析表明,希腊若...

数字货币与央行数字货币伴随着区块链技术的日益成熟,数字货币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快,目前看来,数字货币主要包括了下面三类:第一,以比特币、以太坊等为代表的存在于公有链上的加密币。这一类型的加密币根据特定算法产生,通过分布式数据库进行交易确认和记账,引领了新兴技术驱动的数字货币发展第一阶

就业歧视在各国经济实践中普遍存在，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备受关注。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就业歧视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较少关注其对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是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之一，就业歧视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改变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现实经济中就业歧视的表现形式众多，其中就业机会歧视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即企业在招聘过程中主观认定雇用某一类型劳动力将产生额外成本，导致企业对该类劳动力的雇佣量少于最优雇用量，进而使社会就业总量减少。基于此，本文构建无就业歧视和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的两主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TANK—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二阶矩匹配法等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货币政策当局执行何种货币政策(标准泰勒规则、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无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扩张性货币政策均会促进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物质资本租金率和整体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与无就业歧视的情形相比，存在就业歧视情形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的促进作用变小，而对物价上涨(通胀)的促进作用变大，即就业歧视会弱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积极效应并强化其消极效应；就业歧视的存在会降低货币政策实施后产出和就业的持续性、提高通胀的持续性，同时也会扩大产出、就业和通胀的波动性。总体上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在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就业的目标；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促进效应在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产出增长的目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经济政策有效性角度探讨就业歧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二是构建TANK—DSGE模型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三是从提高政策有效性角度为不同宏观经济目标下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参考。本文揭示了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减轻就业歧视不仅有助于就业和收入公平，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因而需要构建和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不断减少各种就业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