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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财会月刊  [作者] 闫慧慧  
本文借助“金税三期”工程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检验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短期金融资产和长期金融资产二者配置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强化了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企业会增加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同时,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投机逐利性动机被抑制,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减少。这一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中更为凸显。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加剧企业现金流波动性和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动机。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大数据税收征管实施的条件下,企业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和金融资产配置总额的增加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而长期金融资产配置的增加会降低企业绩效。
[期刊] 武汉金融  [作者] 邓江花  万其龙  郭永芹  
文章基于A股实体企业2007—2019年面板数据,研究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生产效率呈倒U型关系;短期性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生产效率有促进作用,而长期性金融资产配置则有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短期性金融资产配置通过提升企业经营绩效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长期性金融资产配置通过挤出实体投资和研发投资抑制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期刊] 现代经济探讨  [作者] 陈强  黄惠春  
基于2007-2019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资产总额越大,企业短贷长投程度越高,金融资产配置以资本套利动机为主;短期金融资产能够缓解企业短贷长投,具有“蓄水池”效应,而长期金融资产则会加剧企业短贷长投,具有“挤出”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短期金融资产对短贷长投的缓解作用在融资约束较严重、外部监督较强和内部治理较好的企业中更加明显,而长期金融资产对短贷长投的加剧作用在融资约束较严重、外部监督较弱和内部治理较差的企业中更加明显。研究结论有助于全面认识金融资产配置的经济后果,为治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短贷长投的负面效应提供了经验支持。
[期刊] 管理评论  [作者] 戴静  杨筝  刘贯春  
本文利用市级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衡量银行业竞争,匹配至2009—2018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母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银行业竞争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异质性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银行业竞争加剧条件下,企业降低短期金融配置,持有金融资产的“蓄水池效应”弱化;同时企业增加长期金融资产配置,持有金融资产的“替代品效应”提高,且上述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进一步机制检验显示,银行业竞争通过提高信贷可得性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动机,融资约束改善程度是企业金融配置结构异质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期刊]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翟淑萍  范润  赵玉洁  
税收征管作为政府税收政策以及征稽力度的集中体现,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强有力的税收征管显著抑制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作用渠道检验表明,税收征管通过优化债务期限结构、抑制过度投资进而抑制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资产可抵押性较低、股权集中度较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地区法治水平较高以及社会信任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本文丰富了税收征管和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相关研究,为我国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引导企业合理投融资决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期刊] 中国工业经济  [作者] 曹伟  綦好东  赵璨  
本文以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动机的争论为切入点,采用2007—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考察了不同产权性质下异质性股东参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股东参股降低了国有企业金融化,并且在代理成本高的样本组中更为显著。国有股东参股提高了民营企业金融化,并且在融资约束低的样本组中更显著。这说明,国有企业金融化表现为“替代性动机”,民营企业金融化表现为“预防性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企业主要提高了企业的短期金融资产配置水平,而民营股东参股国有企业主要降低了企业的长期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同时,异质性股东参股引发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变化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本文研究不仅有利于正确理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也为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提供了政策启示。
[期刊] 西南金融  [作者] 林德发  汪雪瑶  
家庭作为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影响着整个社会资金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效率。随着我国居民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真实数据,从家庭结构、金融知识水平、收入水平、健康状况、财富状况五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家庭的异质性,并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和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异质性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异质性与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性、参与程度和盈利水平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显著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行为。其中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收入水平的提高、财富数量的增长将会促进家庭进入金融市场,配置较多金融产品并获得盈利,金融知识的增加有助于家庭进入金融市场并提高盈利水平,健康状况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较小。
[期刊] 金融与经济  [作者] 许贤云  
从企业融资结构角度,对工业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动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预防性储备、风险规避及资本逐利均是工业企业金融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都会引起工业企业金融化,且外源融资引起工业企业金融化的敏感性与显著性均高于内源融资;工业企业内外源融资金融化的内在驱动机制表现出明显差异性,内源融资金融化主要是出于预防性储备动机,而外源融资金融化主要是出于风险规避动机和资本逐利动机。基于此,建议从健全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树立正确的金融投资风险观念、把控企业融资途径、加强企业资金投向监督四方面入手,引导企业合理配置金融资产,防止过度金融化。
[期刊] 财会通讯  [作者] 刘珊   郝梦现   绳朋云  
文章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财务数据,从内源融资、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三个层面解释企业融资结构,实证检验税收征管、融资结构与企业金融化投资关系。研究表明:不同的融资结构对企业金融化投资产生异质性影响,具体为内源融资与企业金融化投资显著正相关,而债权融资融资和股权融资则与企业金融化投资显著负相关;税收征管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投资;税收征管显著削弱内源融资与企业金融化投资间正相关程度,并显著增强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与企业金融化投资间的负相关程度。
[期刊] 财会月刊  [作者] 许江波  徐梦洁  张智越  
投融资期限错配容易使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甚至会加剧金融系统性风险。本文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采用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数字化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税收征管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且其通过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发挥“桥梁效应”,以及缓解企业的双重代理问题发挥“治理效应”,进而降低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税收征管政策的溢出效应在抵押担保能力较弱、分析师关注度较低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期刊] 南方经济  [作者] 叶永卫  云锋  邵传林  
文章将2018年国地税合并改革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从税收征管独立性视角考察了其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地税合并会导致企业总体债务规模显著上升。区分债务类型来看,国地税合并未促使企业增加具有利息税盾效应的银行贷款,而是促使企业增加了不具有利息税盾效应的商业信用,这一结果否定了债务税盾效应假说,而支持了流动性约束效应假说。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以及成本转嫁能力较弱的企业中,国地税合并对企业债务规模的促进作用更为凸显,再次验证了流动性约束效应假说。此外,文章还发现在国地税合并之后,企业的经营绩效和股利分配显著下降以及财务风险显著上升。文章结论表明,在国地税合并改革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注意税收征管加强给企业带来的流动性约束,这对于现阶段的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意义。
[期刊] 会计之友  [作者] 张瑞琛  温磊  陈少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决策和行为的影响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研究热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进而影响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文章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税收激进三者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税收激进具有促进作用;第二,金融资产配置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税收激进的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会加大金融资产的投资力度,加速企业的金融化,进而强化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性质企业税收激进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民营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动更加敏感。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切实发挥好经济政策的效用。
[期刊] 中国流通经济  [作者] 高斌   张金龙  
在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科技通过全新的技术手段和商业模式影响着传统金融体系,我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亟须数字基建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以“宽带中国”战略的推进作为外生事件,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数字基建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建存在金融化效应,在战略实施当年就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影响且持续增强,在通过替换变量、PSM-DID、剔除特殊样本和安慰剂检验后结果仍稳健。影响机制表明,融资约束在数字基建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基建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为金融资产配置提供资金来源。外部环境的调节机制表明,较高的地区市场化水平会促进数字基建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正向影响,但较高的金融监管水平会抑制数字基建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和内控水平较高的企业通过数字基建获取资金的边际效用较低,内外部监管不足会导致管理层和大股东出于投资替代动机提高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因此,要继续加大数字基建投资力度,校正传统金融中存在的信贷资源错配属性;企业应该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有效解决企业金融化背后的委托代理问题;金融监管部门要发挥数字基建的靶向治理作用,监管识别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动机。
[期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作者] 牛煜皓  卢闯  
以2008—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考察了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有过贫困经历的高管所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更高;但配置的金融资产仅是流动性强、易于变现的金融资产,而非追逐相较实业投资的超额利润。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上述现象在受灾程度严重、公司风险水平高和管理者权力大时更为突出。本文立足高管早期经历这一独特视角推进了金融资产配置动因的研究,对于监管者、投资者以及社会舆论全面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期刊] 审计与经济研究  [作者] 张志强   韩凤芹  
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于构建“以数治税”新格局、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以2015—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以实施的金税三期工程为契机,考察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大数据税收征管显著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2)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降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降低企业寻租行为和加剧企业融资约束三个影响机制促使企业提高税收遵从度。(3)改善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大数据税收征管的共同作用能够更为有效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而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提高作用在审计质量较低、独立董事比例较低、两职合一的企业更显著。研究对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和形成数字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税务机关应注重发挥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治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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