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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作者]
何涌 吴腾
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利用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研究了大数据技术应用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表明,大数据技术应用显著抑制了企业避税,该结论在经过PSM-DID、替换被解释变量、排除政策干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大数据技术应用有助于提升信息透明度和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抑制了企业避税。异质性分析表明,大数据技术应用对东部地区和非高科技企业避税抑制效果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而且揭示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治理效应,为后续持续推进大数据技术应用提供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期刊] 财经科学
[作者]
陈文 常琦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如何让大数据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是“双碳”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根据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和实物期权理论,从企业的内、外部视角分析了大数据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路径,并基于国务院批准建设大数据试验区试点的准自然实验,以2013—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检验其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大数据可以有效赋能企业提高绿色创新绩效;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更换被解释变量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具有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降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双重功效”,进而形成企业创新能力提高、创新意愿增强的正向反馈机制。此外,基于异质性检验,本文发现大数据试验区建设赋能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效应在重污染行业和高污染地区并不明显;通过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和加大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可以有效破解重污染行业和高污染地区对大数据赋能企业绿色创新的掣肘与梗阻。本研究旨在为如何协同推进经济体的数字化与绿色化发展提供启示与借鉴,使大数据切实成为经济绿色发展和提质增效的“新蓝海”。
关键词:
大数据 绿色创新 绿色信贷 环境规制
[期刊] 科技进步与对策
[作者]
侯林岐 程广斌 王雅莉
在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引领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将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匹配,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结果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从作用机制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产业发展、提高财政科技支出强度等方式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从异质性看,在企业层面,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果更好;在城市层面,东部地区城市和政府工作效率较高的城市更能有效发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研究结论可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红利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支撑,同时为推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数据强国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期刊] 科技管理研究
[作者]
王晓红 李娜
为评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政策效果,推动我国数字技术发展,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从数字技术的相关政策视角出发,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试验,利用201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广义空间模型考察数字技术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能够发挥政策红利,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产学研合作在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赋能企业创新能力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本地和邻近地区均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凸显其示范引领作用正在逐步扩大。
[期刊] 经济管理
[作者]
张宝建 胡小雨 陈劲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是推动大数据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其对企业层面数字创新的影响效果以及是否带来普惠效应,现有研究尚未明确揭示。本文选取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以2016年为政策实施节点,研究试验区政策对企业数字创新水平的促进效果、影响机制以及对弱势企业的普惠效应。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创新水平。机制检验表明,试验区设立通过加速企业间知识流动和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间接影响了企业数字创新;进一步对比检验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产生了普惠效应,具体体现为数字创新过程跨越了技术背景以及创新能力的势差,数字化成果惠及了非信息技术企业和低创新能力企业。本文是大数据政策的企业微观视角补充,为大数据政策的优化及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有利于国家数字化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完善。
[期刊] 会计之友
[作者]
丁锋
非效率投资影响企业和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以2007—2021年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为样本,探索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如何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实证结果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能显著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展现出了良好的投资优化治理效果。异质性检验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能显著降低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但对于非高科技企业而言则难以体现出显著效果,对国有企业也是如此。机制检验发现,这一政策能够有效提升企业信息处理能力、降低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并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有助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的降低。文章为理解政府在改善数字基础设施的努力及其成效提供了经验证据的支持,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
[期刊] 金融与经济
[作者]
刘家民 马晓钰
基于2011—2022年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和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表征大数据发展,探讨其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有效地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发展促使供应链效率上升、缓解供需间的长鞭效应,并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大数据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的积极作用因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以及企业的性质、竞争力、融资约束、经营能力、规模和所属行业不同表现出显著差异。
[期刊] 华东经济管理
[作者]
杜直前 赵春艳
文章基于2007—2022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和外部重要条件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治理作用;对非高科技企业、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金融化具有较为突出的治理作用;能够有效改善企业信息不对称、提升企业发展质效以及平滑企业风险,从而能够有效治理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较强金融监管支撑下,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
[期刊] 国际经贸探索
[作者]
耿伟 王筱依 王鑫源
文章基于2011~2018年我国1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DID模型检验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FDI数量和质量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FDI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主要通过城市创新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促进FDI数量增加和FDI质量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FDI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在东中部地区、第二批试点地区更强。面板分位数回归显示,FDI数量在不同分位点上呈现“非对称U型”结构,FDI质量在不同分位点上逐渐提升。拓展性分析显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邻近城市FDI流入存在“虹吸效应”。
[期刊] 经济与管理研究
[作者]
常皓亮 金碚 薛飞
全面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是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作为切入点,聚焦研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的减排效果。基于中国2011—2019年16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大数据战略对城市电力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能够有效降低电力消费碳排放水平,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降低电力消费碳排放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试验区对于资源型城市电力消费碳排放具有更强的影响效应,并且除内蒙古、广东、沈阳外,其余试验区均对电力消费碳排放的降低产生了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进一步推动大数据战略,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期刊] 经济学动态
[作者]
宋华盛 卢历祺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刻画了大数据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并利用“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来检验大数据发展对中国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结果表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显著降低了劳动密集型企业、融资约束更高的企业以及高新技术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大数据发展通过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大数据发展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增加数字化资产投入,挤出了劳动投入,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期刊] 现代经济探讨
[作者]
孙哲远
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为背景,采用2008-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其传导路径为降低企业套利动机、提升企业实体资产收益率、增强企业创新投资意愿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等四种机制;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型行业、高管持股比例较高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并且营商环境改善在其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期刊] 科技进步与对策
[作者]
徐林 侯林岐 程广斌
基于2008-2019年中国内地283个地级市平衡面板数据,以2015年分批实施的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评估大数据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的驱动作用,得到如下结论:(1)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从空间溢出效应看,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有利于加速知识与信息技术跨区转移、流动以及扩散,培育创新增长极,对相邻区域、经济联系较紧密区域产生较强的创新示范效应;(3)从中介效应看,优化要素配置、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大众创业创新是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4)从异质性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中西部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和网络基础设施不足城市的创新驱动效应更强,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有利于填补区域间“数字鸿沟”,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期刊] 商业经济与管理
[作者]
张明斗 李学思
大数据背景下,如何拓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进而强化其作用价值,成为重要且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话题。为此,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大数据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且经过反事实检验、安慰剂检验、随机性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可靠;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地级市、区位优势较好、金融结构指数高的城市组别中,大数据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效果;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建设通过金融科技进步效应以及信任强化效应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文章揭示了大数据建设赋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能够为相关部门制定科学有效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案提供经验参照。
[期刊] 中国工业经济
[作者]
孙伟增 毛宁 兰峰 王立
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2016年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简称“大数据试验区”)作为准自然实验,从数字生态视角考察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区位导向性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试验区有效激发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动力,特别是对企业底层数字技术运用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体现了数字化政策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起步阶段对于企业转型的基础作用;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使当地企业获得更多政府数字补贴支持,显著提高了企业获得数字补贴的广度和深度,改善了当地的数字发展环境,并且能够吸引数字化企业和人才形成空间集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从而有效改善地区的数字生态;大数据试验区能够更好地促进非国有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规模较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但对初始数字化基础较差企业的影响较小;在金融发展环境、数字基础条件和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区,大数据试验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本文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理解以大数据试验区为代表的数字产业政策对新时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也为地方政府借助大数据试验区充分发掘数据要素价值、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提供了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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