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260个地级市数据研究多维政绩考核、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生产效率损失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经济型、经济-生态型和经济-生态-服务型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高位压力均会导致城市生产效率损失,低位吸力则会促进本地区生产效率提升。多元化政绩考核体系能够有效纠正地方政府间竞争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降低城市生产效率损失。不同区位、资源禀赋和人口集聚下各城市之间地方政府竞争策略存在差异。就区位异质性而言,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由竞争而导致的生产效率损失程度更高,但同时也具有更强的集聚力以提高区域生产效率;就资源禀赋异质性而言,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生产效率提高作用更为显著,多元化政绩考核机制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资源诅咒"效应的形成,从而降低地区生产效率损失;就城市规模异质性而言,"用脚投票"机制在超大特大型城市中作用更为显著,不同规模城市提高生产效率途径存在差异。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也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因此为了深入贯彻"创新驱动战略、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对地方政府过度竞争造成的生产效率损失进行研究。本文利用我国28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研究政府竞争压力对地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对地区生产效率损失的影响呈现正相关关系,对地方生产效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第二,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对地方生产率损失的影响效应存在较显著的地区差异,一二线城市竞争压力带来的地方效率损失明显高于普通地市。第三,破除经济政绩观将会显著降低辖区内经济效率损失,随着环境与民生政绩指标权重的持续增加,地方政府官员竞争对地方生产率损失的影响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结构。

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三组利益悖论;利益悖论的破解需要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通过调整政绩考核导向来调节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和行为是破解利益悖论的有效路径之一。采用2005—2017年中国268个样本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规制竞争压力和综合竞争压力对差异化利益的影响以及利益悖论的存在性,并通过改变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来寻求破解利益悖论的政绩考核导向调整方向,研究发现:(1)经济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增长但不利于生态利益增长;经济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负向影响至少可达5年,且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增强,在空间趋势上以1 350 km的地理距离为界先增后减。可见,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过高会激化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两难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俱损。(2)规制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共同增长;规制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正向影响可持续3年,但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弱化,在空间趋势上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趋于强化。可见,增加地方政府的规制竞争压力有利于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共赢,并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两全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互利。(3)当政绩考核中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相等时,对地方政府产生的综合竞争压力还不足以破解三组利益悖论共存的局面;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达到4∶6时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得到破解,达到3∶7时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得到缓解,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也得到破解。可见,政绩考核导向的生态化调整(经济考核权重下降,生态考核权重上升)能够实现三组利益悖论的竞相破解。因此,应对政绩考核导向进行生态化调整,促进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共赢;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追评追责机制,推进当期利益和远期利益的共谋;统筹协调各地异质性利益诉求,增强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共容。

在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的双重绩效考核下,晋升激励会使地方政府展开税收征管的"逐底竞争"还是"争优竞赛"?明确这一问题有助于绩效考核改革,提高居民福利。理论结果表明,如果相对于辖区居民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的偏好程度,绩效考核更看重经济增长,则晋升激励的加强会使地方政府放松税收征管,展开税收"逐底竞争",反之则使其展开税收"争优竞赛"。实证以地级市所辖县的个数度量县级官员的竞争程度,利用小河流长度作为其工具变量,探究了晋升激励对税收征管的影响。结果发现,市辖县的个数与税收征管力度为"U型"关系,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是相对更重要的考核指标。根据上述结论,政府在制定绩效考核制度时需要考虑居民偏好,完善居民的监督和偏好反应机制,加强政府对居民偏好的回应,以提高辖区居民福利。

2004年底,笔者就基层政府财政困难问题到四川某市进行了专题调研,深感基层政府财政运行状况与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特征有着直接因果关系,其中甚为突出和关键的是政绩考核制度对财政运行的影响。该市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总人口304万,面积1.63万平方公里。2003年实现 GDP104亿元,人均3424元,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4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39元,全市财

主体功能区规划下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是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推进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关键环节。文章以科学发展观为基本指导思想,依据四类主体功能区的特点、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未来发展定位,分别构建了一套包含三个层级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文章对主体功能区统计数据库的建设、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的确定、考核结果在区域间的横向比较方法等在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采用232个城市面板数据,从财政、规制、引资和增速四个竞争维度刻画地方政府间两阶段博弈对城市污染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与增速竞争策略均具有本地减排效应,引资与规制竞争策略会加剧本地污染,存在"污染天堂"效应与"规制悖论"现象;财政策略外溢有助于同省城市减排,符合"近朱者赤"效应,对非同省城市则属于"近朱者黑"效应,规制悖论下邻接、同省城市的规制策略外溢符合"近墨者黑"效应,而远距离城市的规制力度趋紧会改善全国的环境整治氛围,符合"近墨者赤"效应;全局财政高低压、规制低压、引资低压均属于污染的竞相到底效应,增速低压则属于减排的竞相向上效应;局部财政高压、引资高压与规制高压均具有减排效应,减排辐射范围从小型都市圈(半径350 km)向中型城市群(半径750 km)再至大型经济区(半径1150 km)依次拓宽。

问责制对于问责对象的行为具有良好的导向、监督和矫正功能,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教育问责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引导、约束和激励地方政府真正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转变教育发展方式,推进教育科学发展。教育政绩考核是问责的基础,地方政府教育问责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要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包括教育优先发展、教育质量、教育公平等重要指标。问责制的完善必须解决"问什么责,对谁问责,谁来问责,怎么问责"等一系列问题。

在中国式分权下,政绩考核直接影响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文章基于地方政府间环境治理策略互动的视角,首先结合分权理论、政治锦标赛、行政发包制等,提出了政绩考核影响地方政府间环境治理策略互动的假说。在此基础上,采用2003-2014年中国27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合理的政绩考核指标和分权体系可以使环境治理向"良性竞争"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环境绩效指标直接增强了地方政府间"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经济绩效指标则减弱了"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进一步地,政绩考核与分权相结合对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产生影响:严格的环境绩效指标通过事权和财权弱化了"竞相到底"的策略互动,强化了"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而经济绩效指标则通过事权和财权强化了"竞相到底"的策略互动,弱化了"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文章据此提出的政策启示是:环境治理须"联防联控",合理设定政绩考核指标,且配之以合理的分权体系。

同级地方政府间竞争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已有的政府间竞争理论并没有注意到,中国同级地方政府间竞争具有两重性质,即政绩性和公共性。本文着重分析了政绩性竞争,认为隐藏弹性的选择集和攀比性博奕是导致同级地方政府间政绩性竞争过度的两个原因。

利用面板随机前沿分析法研究了2009—2015年期间地方政府竞争对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为规范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并提高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供政策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基础设施竞争对中国城市土地技术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效果并不显著,而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竞争、土地优惠政策竞争及外商直接投资竞争都不利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进一步测算各地区土地利用的技术效率发现,地方政府竞争影响下中国东、中、西部城市土地利用个体技术效率均出现明显下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城市土地利用中的地方政府竞争关系,改革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提供良好政策环境。

利用面板随机前沿分析法研究了2009—2015年期间地方政府竞争对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为规范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并提高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供政策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基础设施竞争对中国城市土地技术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效果并不显著,而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竞争、土地优惠政策竞争及外商直接投资竞争都不利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进一步测算各地区土地利用的技术效率发现,地方政府竞争影响下中国东、中、西部城市土地利用个体技术效率均出现明显下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城市土地利用中的地方政府竞争关系,改革

在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带来经济增速下滑的大背景下,财政可持续性问题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在简单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采用199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地方政府政绩诉求、税收竞争与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内在经济逻辑。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以追逐GDP为核心的政绩诉求行为,以及相伴而生的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的税收竞争改善了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失业率的上升则弱化了财政可持续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竞争与地方政府政绩诉求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财政可持续性具有显著影响,税收竞争强化了失业率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负向影响,弱化了经济增长速度对财政可持续性的改善作用,强化了人均财政盈余对财政可持续性的正向影响。

在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带来经济增速下滑的大背景下,财政可持续性问题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在简单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采用199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地方政府政绩诉求、税收竞争与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内在经济逻辑。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以追逐GDP为核心的政绩诉求行为,以及相伴而生的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的税收竞争改善了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失业率的上升则弱化了财政可持续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竞争与地方政府政绩诉求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财政可持续性具有显著影响,税收竞争强化了失业率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负向影响,

从政绩考核的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动力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作出模型假设,剖析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张的内在机理。在对中部六省地方债务规模估算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单方程回归模型,利用中部六省2001-201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来自于地方政府内部的政绩考核机制产生的激励作用使政府官员具有不断增加投融资的偏好,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债务处于不断扩张的境地。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带来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政绩考核下的政治激励使得地方政府更加偏好"借钱",作为政绩考核的量化指标GDP对地方债务规模具有强烈的扩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