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FDI)可以通过劳动力需求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改变东道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和行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行业工资差距,并且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由于投资动机和进入方式的不同,FDI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并表现为地区差异。基于中国服务业的经验分析发现:外资进入通过增加低工资行业的相对就业规模和提升高工资行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扩大了行业工资差距,适应中国低技能劳动力丰裕而高技能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以垂直型和合资型FDI为主的地区外资进入具有显著的扩大行业工资差距效应,而在以水平型和独资型FDI为主的地区这一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应努力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并充分保障低技能劳动力的权益,积极鼓励和引导水平型FDI进入并适度减少垂直型FDI的引入,持续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并不断缩小技术差距,进而在高效利用外资的同时缩小行业工资差距。

本文以外资管制放松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1997—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微观数据库样本,采用三重差分法,系统研究了外资进入对中国正规与非正规就业者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相比受外资进入影响较小的地区及正规就业,外资进入政策对受其影响较大地区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显著扩大了二者的工资收入差距。在经过一系列有效性检验及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旧成立。外资进入对该收入差距的政策效应因地理区位、非正规就业类型及企业规模而异。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证明,外资进入通过人力资本及以家庭背景、户籍类型为代表的信息获取渠道扩大了该工资收入差距。本研究为客观评估中国近年来外资进入的经济效益提供了微观证据,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安全性的改革调整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本文采用中国２００８年第２次全国经济普查服务业企业数据，从性别视角出发，检验了外资进入对性别就业差距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理论模型显示，外资进入带来的竞争效应会降低性别就业差距并在满足一定条件时降低性别工资差距。计量结果显示，外资进入程度较高的地区和行业具有更大的竞争压力，这将会降低当地企业的性别歧视程度，从而有利于缩小性别就业和工资差距。从所有制角度看，外资企业相比于其他类型企业倾向雇佣更多女性，并给予女性较高的工资；总体而言，在服务业部门中，外资进入对中国劳动力性别就业差距、性别工资差距的缩小都具有积极影响。

文章从出口国内附加值的角度对中国异质性企业的工资决定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升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都可以显著促进中国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其弹性系数为３．６％；企业异质性特征对企业工资水平存在显著影响，但其影响会因企业所有制类型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有关工资增长的动态研究显示，出口国内附加值与工资增长率正相关，劳动生产率、资本密集度等对工资增长率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而企业规模则抑制了样本企业工资增长率的提高。因此，中国出口企业更应注重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升，而不仅仅是出口规模的扩张，且中国出口企业还需结合自身的异质性特征来调整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进而实现产品国际竞争力．．．

基于2011—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和城市数据,分析了信息化发展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化发展显著扩大了不同技能水平下的性别工资差距。通过借助工具变量和“宽带中国”准自然实验克服内生性问题以后,所得结论依然稳健。研究还发现,信息化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存在地区、中心城市和城市规模的异质性。为此,应通过制度创新引导数字经济带来生产效率变革的同时兼顾收入公平,加快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保障女性劳动力获得岗位的机会平等,推进信息和数字要素均等化,使“数字红利”覆盖更广泛群体。

资本-技能互补性假说认为,相对于低技能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与设备资本的互补性更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表现为设备资本的快速积累,会拉大高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本文利用1995年、2002年、2007年和2008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与省际数据,实证考察了设备资本积累对我国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995—2008年间城镇劳动者技能工资差距持续扩大;回归结果及稳健性检验显示,设备资本积累对技能工资差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慈善捐赠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形式,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现有关于慈善捐赠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单纯考虑二者关系可能使所得结论有失偏颇,本文将企业相对业绩纳入到分析框架,重点研究了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在不同业绩水平下是否有所差异。本文采用2003—2015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慈善捐赠对业绩异质性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业绩较好的企业,业绩较差企业的慈善捐赠价值效应明显更弱,这表明绩差企业的捐赠行为更多的是代理问题的体现,而非利于企业发展的战略性行为;考虑市场化进程和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该现象主要表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和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地区。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慈善捐赠的经济后果,同时也为政府监管者监督绩差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行业收入差距已经成为我国收入分配中的主要矛盾,利用我国服务业14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我国服务业行业间工资差距的成因后发现:行业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特征依然是工资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对于拉大行业工资差距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即只有高质量人力资本比重增加时,行业工资差距才会扩大;技术进步率、外资开放度等行业特征对工资差距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要控制日益扩大的行业工资差距,必须考虑各因素综合治理。

中国产业政策的执行对企业间工资差距有何影响?文章首先考虑加入了产业政策因素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从理论上将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影响分解为补贴转移效应与竞争效应两种机制,并提出如下假说:企业将部分政策补助用于生产,此时支付的更多工资等同于财政的直接补贴;同时,企业工资水平也取决于企业的生产效率,产业政策通过促进或抑制行业竞争改变企业效率,从而对企业的工资水平产生一种间接影响,即竞争效应。使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可以发现:"中国式"产业政策抑制企业效率带来的负向竞争效

经济活动中的时区差异作为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能否成为国际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来源并促进中国服务业出口增长?文章在讨论时区差异影响服务业出口的理论机制基础上,基于双边视角检验了时区差异对中国服务业出口的实际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时区差异对中国服务业出口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尤其是时差为11小时最为明显,因此时区差异能够成为国际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来源之一。而且,这种促进效应存在明显的行业和贸易伙伴异质性特征。在行业异质性方面,时区差异的出口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能够通过互联网在线处理(跨时区转移成本较低)知识、资本密集型等服务业;在贸易伙伴异质性方面,时区差异的出口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与中高收入经济体的贸易中。上述结论在改变时区差异衡量指标和估计方法后依然成立。文章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认识时区差异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作用,而且在实践中也能够为中国制定服务业出口促进政策提供参考。

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现有文献关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 本文认为，地区（城市）网络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通过增强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企业成本、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等路径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且该创新绩效提升效应会因企业的知识存量、规模、融资约束、高管研发背景等不同而表现出多样化的企业异质性。基于“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中的示范城市建设实践，采用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将2014—2016年3批共117个“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的企业作为实验组，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并稳健地提高了企业的专利申请量，而且对发明专利申请量的提升作用比非发明专利申请量更为显著；知识溢出（包括本地知识溢出和外地知识溢出）、企业人才集聚、企业成本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中均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其中知识溢出路径的解释力度最大；相对而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知识存量较多、规模较大、融资约束较低、高管研发背景较强的企业有更强的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有助于促进企业的探索性创新行为，并提升企业创新质量。 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从企业创新角度拓展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应研究，并利用“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准自然实验进行了经验分析；二是深度剖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特别是深入探讨了知识溢出在其中的作用，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方法借鉴。 本文研究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打破知识溢出的地理桎梏，实现知识溢出的本地效应与外地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协同促进作用，这是其促进企业创新的根本原因。因此，各地应加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尤其是欠发达地区要努力缩小“数字鸿沟”，并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充分发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促进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现有文献关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地区(城市)网络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通过增强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企业成本、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等路径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且该创新绩效提升效应会因企业的知识存量、规模、融资约束、高管研发背景等不同而表现出多样化的企业异质性。基于“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中的示范城市建设实践，采用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将2014—2016年3批共117个“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的企业作为实验组，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并稳健地提高了企业的专利申请量，而且对发明专利申请量的提升作用比非发明专利申请量更为显著；知识溢出(包括本地知识溢出和外地知识溢出)、企业人才集聚、企业成本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中均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其中知识溢出路径的解释力度最大；相对而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知识存量较多、规模较大、融资约束较低、高管研发背景较强的企业有更强的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有助于促进企业的探索性创新行为，并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从企业创新角度拓展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应研究，并利用“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准自然实验进行了经验分析；二是深度剖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特别是深入探讨了知识溢出在其中的作用，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方法借鉴。本文研究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打破知识溢出的地理桎梏，实现知识溢出的本地效应与外地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协同促进作用，这是其促进企业创新的根本原因。因此，各地应加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尤其是欠发达地区要努力缩小“数字鸿沟”,并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充分发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促进效应。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已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从行业间生产效率差异的角度出发,运用序列DEA-Malmquist全要素生产效率指数法测算1994年至2011年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发展水平的差异程度,考察行业间发展不均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所造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1993年至2002年和2004年至2011年,细分行业全要素生产效率异质性、技术效率异质性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技术进步水平的异质性与城乡收入差距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研究结论可对未来进一步探索提供有益的借鉴。

技术创新是出口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而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对其特性和形成原因的科学把握。本文在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多元统计和面板数据模型,以非出口企业、FDI企业为对照组,实证研究了中国上市出口企业技术创新异质性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研发资本投入、研发人力投入、企业冗余资源、技术装备程度、国有股权比例、股权集中度和企业规模对出口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作用具有类型异质性和大小差异性。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出口企业技术创新决策提供参考。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基于技能掌握、教育经历和用工形式三重劳动力结构视角考察了信息通信技术(ICT)应用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ICT应用有助于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并且拥有高等教育经历、熟练职业技能的员工和签订非终身制合同的员工能够与ICT形成互补，进一步激发生产率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ICT生产率效应与ICT劳动力结构互补效应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知识要素密集的行业和管理者领导经验丰富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基于价值链的考察发现，ICT应用在合作关系管理、营销销售和客户关系管理环节对生产率提升明显，在产品服务提升和生产经营环节则作用有限。基于互联网功能的考察发现，ICT应用显著提升了线上采购和营销的效率，对线上开展新产品研发的帮助则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