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数字原住民，高度参与在线学习成为“Z世代”的显著特征。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多分类有序逻辑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家庭背景的“Z世代”存在互联网使用鸿沟；同时，互联网使用对学业表现的影响因学段、先前成绩排名不同而有差异。具体而言，互联网使用具有阶层与成绩异质性，即家庭背景越好，成绩排名更优者，越倾向于使用互联网学习；互联网学习有效促进大学学业表现，而对中学学业表现不显著；互联网娱乐呈现广泛显著的消极影响，尤其对中学学业表现损抑作用更强，但对大学学业表现存在时间效应。因此，有必要通过打造数字增益型学习环境、家校合力有效监管、培育个体数字惯习等途径，保障信息技术对于教育成就的最大化发挥。

本文基于向后弯折的劳动供给曲线，论证移动互联网作为独立变量直接导致工作—家庭关系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在深入分析移动互联网与工作—家庭关系结构的耦合性基础上，提出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员工工作—家庭关系衍进模型。该模型包括家庭域与工作域两个维度、四个象限、一个阈值点和一条工作—家庭心流体验线。基于此模型，笔者认为通过采取＂碎片化时间整合管理系统＂等措施，能促进移动互联网时代员工工作—家庭关系增益的实现。

本文从互联网采购和互联网销售参与两个方面表征互联网使用,依据陕西、宁夏和山东831户创业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探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创业绩效水平的影响效应,并采用Fields分解法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创业绩效差距的作用方向及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互联网采购和互联网销售均显著提升了其创业绩效。基于反事实假设,参与互联网采购和互联网销售农户若未使用互联网采购及互联网销售,其创业绩效分别下降12.79%和4.54%;未参与互联网采购和互联网销售农户若使用互联网采购和互联网销售,其创业绩效分别提升44.15%和14.19%,即参与互联网采购对农户创业绩效水平的正向影响大于参与互联网销售的正向作用。研究进一步证实,互联网使用扩大了农户创业绩效差距,参与互联网采购和互联网销售对农户创业绩效差距的贡献率分别为5.51%和3.94%,即参与互联网采购对农户创业绩效差距的贡献率大于参与互联网销售的贡献率。

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不断提高,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的数据,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居民主观福利,产生了信息福利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的信息搜索、传播功能是其提高居民主观福利的主要机制,人们高度重视互联网在工作学习中的作用,并将其作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与此同时,本文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低收入、低受教育水平等"弱势人群"和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互联网所产生的信息福利效应更强,新技术的采用缩小了不同人群间既有的数字鸿沟,减少了同"优势群体"在主观福利上的差距。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宽带中国"战略背景下,深入理解互联网、移动新技术的发展对人们生活的塑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有助于更好地剖析新时代中国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

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在收入增长理论分析基础之上，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进行2SLS估计，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农村居民个体收入的提高。同时，本文通过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与子样本回归结合的方法，证明收入对互联网的反向作用不会威胁结论的可靠性。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村男性和女性居民的收入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65岁及以上居民的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受教育年限越长，农村居民通过互联网使用获得的收入增长越多。机制检验发现：“信息获取主要渠道”是互联网促进大部分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开展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对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意义。

提升农村家庭消费是扩大内需、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数据，检验了农村家庭消费的同群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了互联网使用在同群效应中的作用。研究表明：第一，农村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同群效应特征，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弱化消费的同群效应、优化农村家庭消费结构。通过对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划分发现商业活动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及同群效应的作用最显著，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通过消费水平分组后发现，消费落差对低于同村平均消费水平家庭的影响显著为负，消费顺差对高于同村平均消费水平家庭的影响显著为正；互联网使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消费落差对低消费群体的负面影响，同时提升消费顺差对高消费群体的消费促进作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效果在低消费家庭中更显著。第三，进一步划分群体后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同群效应的影响在受教育水平较高、户主年龄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群体更为显著，互联网的社交娱乐使用可以对低教育水平和低家庭规模群体消费的同群效应产生抑制作用。本文研究表明，同群效应的存在使农村内部产生了消费分化现象，互联网使用不仅能够对消费分化起到一定缓解作用，而且可以推动农村消费水平的整体提升。

农村贫困问题关乎中国精准扶贫与全面脱贫战略的有效实施。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无论采用家庭人均每日消费1美元作为贫困标准,还是采用家庭人均每日消费2美元作为贫困标准,互联网使用均显著降低了农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同时采用稳健性估计与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农户的社会资本积累、提高农户的非农就业概率与非正规金融借贷水平进而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因此,在全面脱贫战略实施

青少年沉溺于互联网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如何引导青少年合理使用互联网成为困扰家庭和社会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学年的数据,运用工具变量(Ⅳ)法实证研究了农村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时间对学业表现的影响,以及父母教养方式的调节作用。本文按照“要求”和“反应性”两个维度将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专制型、权威型、溺爱型和忽视型。研究发现,(1)农村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时间对学业表现的影响呈倒U型,其阈值为平均每天使用1小时,农村青少年长时间使用互联网通过“时间挤压效应”“健康损失效应”等途径恶化其学业表现;(2)相较于忽视型的教养方式,其他三种教养方式都可以正向调节学生互联网使用时间和学业表现的正相关关系,其中权威型的调节效果最为明显,溺爱型次之,而专制型相对较弱。因此,净化网络环境、深化课程改革、提高对子女的关心程度等都有利于积极引导农村青少年合理使用互联网,避免产生“过犹不及”的负面效应。

困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足，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阻碍了其收入增长。移动互联网具有强大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和社交功能，加上其共享性、普惠性和使用低成本性，为降低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因此，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有助于其收入增长。然而，在现实中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否显著提高其家庭收入，目前还缺乏经验证据。本文认为，低收入家庭通过移动互联网可以低成本地获得就业创业信息、学习技能知识、拓展社会关系，同时互联网的发展本身也催生了更多的就业创业形式和机会，因此，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家庭成员更多更高质量地参与有报酬的经济活动，因而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主要表现为其促进就业创业带来的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增长；同时，创业的门槛约束使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家庭成员就业的改善，相应的，促进就业成为使用移动互联网助益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路径。采用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使用移动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其中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效应显著，但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效应不显著；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和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其中就业的中介效应最强，创业次之，社会关系网络最弱，且使用移动互联网对低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改善作用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及其就业、创业、社会关系路径，拓展和深化了互联网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和低收入家庭的增收路径研究，并为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够促进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显著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要进一步发挥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增收效应，应加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并不断优化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学习功能和社交功能以提高低收入家庭的互联网使用广度和深度。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微观数据，采用OLogit模型考察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并未促进社会公平感，反而导致社会公平感提升一个或一个等级以上的概率下降约14.41%。这一结果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处理效应模型克服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误后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负面影响在男性和没有大学学历群体中更为明显，而在是否从事非农工作群体之间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提升相对收入不公平感和抑制阶层流动感降低社会公平感。此外，闲暇互联网使用偏好对社会公平感的作用效果也有所区别。因此，应从提高个体互联网使用技能并借助互联网技术拓宽增收渠道、用制度调节和规范资源分配以保障阶层向上流动渠道畅通、鼓励个体广泛参与线上学习提高人力资本、加强社会舆情引导等方面努力，以实现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的促进作用。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互联网使用对个人离婚风险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理和群体差异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互联网使用会显著增大离婚风险。(2)互联网使用对离婚风险的影响存在两种机制,一是扩展了社交,增加了社交的广度和深度,二是促进了观念变化,更加认同独立平等、追求婚姻质量、注重自我感受的现代婚姻观念。(3)互联网使用对离婚风险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群体差异性,低年龄与工作时间较长的群体互联网使用对离婚风险影响更大。文章为信息时代下中国持续升高的离婚率提供了新的解释,为婚姻方面的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实证研究了城乡户籍劳动者使用互联网带来的工资回报差异,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差异对城乡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解决了样本选择问题后发现,城镇户籍劳动者使用互联网的工资回报高于农村户籍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以及互联网使用内容的差异可能是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城乡户籍劳动者使用互联网带来的工资回报的差异进而表现为互联网使用行为扩大了城乡工资差距。但是使用互联网带来的工资回报随时间推移而下降,从而导致互联网对城乡工资差距的解释力有所下降。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西部三个省市的812份老年人调查数据,旨在分析比较互联网使用与社会支持对城市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市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和社会支持对其抑郁状况的发生具有抑制减弱作用,其中互联网使用所发挥的抑制减弱作用更大。

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作场所的应用给组织行为和传统人力资源管理带来诸多挑战。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深入回答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作场所应用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双刃剑”效应。采用情境实验法和两阶段问卷法开展两个独立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作为工作要求,可通过增强工作不安全感的损耗路径负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作为工作资源,可通过增强工作自主性感知的增益路径激发员工创新行为。员工学习目标导向是开启上述不同影响效应的关键“钥匙”。具体来说,学习目标导向的增强会弱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损耗路径,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增益路径。

本文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互联网使用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显示,互联网使用能够带来工资性收入的提升和性别收入差距的缩小。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揭示了互联网使用中的性别特征差异和性别歧视。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偏好和教育机会的增加是使女性在互联网使用中获益更多的主要原因。农村户口和低收入群体的女性更能在互联网使用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