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取2004年4月到2007年10月间的69只股票型基金,采用系统偏度的度量方法对基金经理的投机风险进行了衡量。研究发现,在熊市基金经理往往承担着更多的投机风险,基金投机风险的变化与基金绩效的变化呈负相关关系。

基于2006-2019年中国公募基金的61061个季度样本,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将基金经理社会关系网络和十大重仓股持股网络"双网"结合,发现基金经理源于校友、同事、姓氏社会关系网络的十大重仓股持股关联性越高,越有利于基金经理挖掘到基本面良好具有长期价值的个股。这一现象还因基金公司办公地、基金经理性别而存在异质性。以上实证结果说明基金经理衍生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关系"型持股是发现长期价值股的"投资"行为。研究结论为认识资本市场中的"关系"提供了实证证据,为基金投资者甄别基金经理提供了参考。

我国证券市场快速发展,推动了基金业的迅猛增长,随着基金数量的增多,作为管理基金的基金经理的作用和地位正在迅速上升。基金经理的投资决策行为势必会影响到基金的业绩,如何综合评价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本文在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基金经理投资行为文献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行为度"的概念,并运用多元回归计量方法和突变评价法对我国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投资策略、投资绩效、择股时机选择能力、风险管理能力以及个人行为模式和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最后从行为金融理论角度分析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经理行为偏离的根本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文献研究和理论模型解释了基金经理的短视行为。首先总结了国内外关于基金经理正反馈交易和羊群效应的研究成果,以及公司财务领域关于代理人短视的理论文献。在融合这两类文献的基础上,指出基金经理与上市公司CEO一样也会存在短视现象,并且从基金经理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和外在压力两方面分析了基金经理短视的成因。最后,提出一个理论模型,说明短视的基金经理无法稳定市场,而且基金经理短视还放大了噪音交易者风险。理论模型的结论得到了实证证据的支持。

本文利用2005-2010年间开放式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的数据,研究年度基金业绩排名对基金经理冒险行为的影响。与相对业绩排名激励机制会导致基金经理过度冒险的假设相一致,本文发现,年中业绩排名靠后的基金经理(输家)在下半年提高所持有资产组合的风险的程度要大于年中业绩排名靠前的基金经理(赢家)。进一步研究发现,基金经理提高下半年所持有资产组合的风险并不能显著提高下半年基金的业绩。特别是在熊市中,提高下半年所持有资产组合的风险反而显著降低了基金下半年的业绩。

本文基于2004-2019年中国公募基金经理校友、同事、姓氏社会关系和所管理基金十大重仓股持仓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按季度构建基金经理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持股网络,考察基金经理社会关系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本文发现,基金经理社会关系网络影响了持股网络的形成,且这一影响会因基金公司办公地、基金经理性别而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有影响力的基金经理更偏好持仓流通市值大、股价波动率低的股票,其他基金经理的跟进模仿在这类股票上更易实现,从而使其管理基金和其他基金在持股网络中呈现出高持股关联性。本文的研究既补充了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也补充了基金经理社会关系的经济后果研究,同时启示监管机构应借助基金经理个人背景信息提升监管效率。

随着基金业的蓬勃发展，基金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金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使基金经理的冒险行为备受关注，现有文献主要基于“业绩—资金流—报酬—冒险”的分析范式，从基金业绩排名角度研究竞争对基金经理冒险行为的影响，但鲜有文献研究市场竞争强度对基金经理冒险行为的影响，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同辈基金(具有相似风格的基金)之间的竞争对基金经理冒险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在基金投资收益不确定和同辈基金存在替代效应的情形下，同辈竞争的加剧会增强投资者基金风格偏好对基金业绩偏好的掩盖，导致投资者业绩追逐降低，减弱“业绩—资金流—报酬”机制的激励效应，进而对基金经理的冒险动机和行为产生抑制作用；在冒险行为结果不确定和竞争具有收益递减效应的情形下，同辈竞争加剧会导致基金业绩下降，使冒险行为的预期收益降低，同时也使基金经理被解职的风险增加，进而抑制基金经理的冒险动机和行为。采用2005—2020年中国开放式基金数据的分析发现：同辈基金数量与基金的风险调整比率、重仓股集中度和市场偏离度均显著负相关，表明同辈竞争的加剧会使基金投资组合的风险水平下降；基金业绩与下期同辈基金平均资金流显著负相关，表明同辈基金的替代效应明显；同辈基金数量增加会弱化基金较同辈超额收益对基金资金流的正向影响，表明同辈竞争的加剧会降低投资者业绩追逐；基金业绩对同辈竞争影响基金经理冒险行为的部分中介效应明显，表明同辈竞争的加剧可以通过降低基金业绩来抑制基金经理冒险行为。相比已有文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理论上探讨基金市场竞争强度增加对基金经理冒险行为的抑制作用；二是通过三维风格空间网络对同辈基金进行识别，构建一种基于风格相似性刻画基金市场竞争强度的方法；三是采用中国开放式基金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为同辈竞争的基金经理冒险行为抑制效应提供经验证据。本文揭示了同辈竞争加剧对基金经理冒险行的抑制效应及其影响机制，为进一步优化基金市场结构和规范基金市场管理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应加强对基金申报的宏观调控和基金运行监管，使基金市场竞争维持在适度的范围内，有效发挥同辈竞争对基金经理行为的改善效应，进而促进基金业健康发展和人民财富增长。

本文使用2002～2008年期间151只股票型开放式基金的数据,在Carhart四因子模型的基础上,使用主动型—主动型方法和非季度公告信息,对我国股票型开放式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进行了考察。实证分析表明:绝大多数基金经理在证券选择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不利于基金绩效的增加;市场时机选择行为有助于基金绩效的提升,但只有六成多的基金经理有着显著表现;无论从投资能力还是从投资行为来看,基金经理要么在选股方面表现突出,要么在择时方面有着优异表现。

羊群行为在基金经理的投资过程中普遍存在。本文运用Probit和OLS模型分析了隐性激励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业绩排序、基金规模、基金管理公司规模和业绩是影响基金经理隐性激励的显著正相关因素,在隐性激励的诱导下,基金经理具有羊群行为的偏好性。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规模是影响基金经理羊群行为的重要因素,在考虑基金投资风格的调节作用时,基金投资风格风险越小,大规模基金、相对业绩排序靠前的基金经理选择羊群行为的概率明显提升。

本文以开放式基金经理更换事件为样本,从隐性激励角度分析了业绩评价机制和职业声誉机制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基金经理行为异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基金业盛行的短期业绩评价机制扭曲了基金经理声誉激励机制,造成了基金经理的羊群行为和短期行为,特别是对于年轻、资历浅的基金经理更是如此。但长期业绩评价机制下基金经理的行为没有异化。所以,基金业短期业绩评价机制亟待改善,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势在必行。

应用信息优势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以行业集中度指标、行业调整活跃度指标和行业选择能力指标为基础,分别从静态特征、动态特征和行业选择能力衡量股票及偏股混合型主动管理基金经理的行业配置能力。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行业配置能力对基金业绩的影响,认为行业集中度和行业选择能力对基金业绩有显著正向影响,基金经理积极的行业配置行为能够取得显著超额收益;行业调整活跃度对基金业绩的影响不显著,呈负相关关系,基金经理频繁调仓的交易成本、可能存在的代理问题和心理偏差会削弱基金业绩。进一步将基金经理行业配置能力指标引入基金业绩评价,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基于基金经理行业配置能力的公募基金评价体系。

随着2010年4月和9月"国十条"的提出,各市"限购令"的出台,再到2011年1月"国八条"的相继出现,限购及限贷等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作用,然而,是不是如理论界所说的这两年投机已经被完全挤出?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运用回归方程实证分析了2010年10月以来楼市调控后中国住宅市场上到底还有没有投机,投机度到底有多高。得到的预期结论是:中国住宅市场上仍然还是有投机的,一线城市在近两年国家严格政策的调控下投机度较低,但二线城市投机度并不低,本文大胆猜测投机行为正逐渐从一线城市往二线城市甚至三、四线城市进行转移。

本文基于2008―2018年基金年报与半年报中相应文本内容构建基金经理语调指标,研究基金经理的语调与其投资行为及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基金经理语调越积极,其资产配置行为中的持股比例越高,同时其愿意承担的系统性风险也越高;此外,基金经理择时能力与基金经理语调显著正相关,其选股能力则与语调无显著关系,这表明基金经理的语调反映的是其择时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基金经理语调受基金特征以及整体市场情绪的影响。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技术构建度量基金经理心理预期特征的直接指标,从非量化信息角度解读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及业绩,是目前中国基金经理的心理与行为研究文献的重要补充。

近年来,共同基金已经成为居民家庭实现多元化投资的重要工具,对于居民财产性收益的稳健增长大有助益,基金业绩的驱动因素也随之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以2004—2017年中国441只共同基金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投资者行为侵蚀、基金经理努力对基金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同基金的业绩不仅取决于基金经理的努力,还受投资者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中国共同基金投资者的申购和赎回行为会对基金经理非自由裁量交易产生影响,在控制基金投资者申购和赎回行为的影响下,基金经理的自由裁量交易对基金业绩将产生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共同基金市场,投机者和短视基金投资者的行为会对基金经理的努力产生侵蚀。因此,应加强基金投资者教育,增强基金投资者互动和信息沟通等,最大限度地减少基金投资者行为的不稳定影响,以提高基金业绩的可持续性。

本文考察了四大城市(上海、深圳、北京和广州)各基金系基金经理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同城基金经理投资相互影响显著大于其他城市基金经理的影响。这种现象可由口碑效应解释,同城投资者之间更易通过口头交流传递关于股票的信息和看法,进而影响投资行为。同时发现各城市基金经理倾向于采取相同投资决策,优质上市公司资源有限、基金公司股票池雷同、基金经理生存压力等原因可能导致基金持股趋同,该结果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基金管理公司的治理水平存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