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外汇占款的持续下降,中央银行采用借贷便利货币政策工具投放基础货币日趋常态化,导致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本文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出发,在分析基础货币投放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动成分与被动成分相分离,利用TVP-VAR模型检验1993年以来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与经济增长、物价水平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基础货币投放的随机扰动冲击对经济增长、物价水平的影响具有时变特征;在不同基础货币投放阶段下,被动投放冲击和主动投放冲击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从影响强度和影响

通过建立表征央行数字货币影响经济主要机制的央行数字货币转化程度指数,并合理引入利率走廊机制,构建DSGE模型进行动态模拟分析,研究央行数字货币的若干重要宏观经济与金融效应,结果表明: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不会给宏观经济带来较大波动,但会对央行数字货币等若干重要金融变量产生较明显影响并且会使货币乘数不确定性增加;央行数字货币的利率可作为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其与常备借贷便利可形成利率走廊机制,更有效地调节经济;在利率走廊机制下,受到负向生产技术冲击后,商业银行存款有持续下降的趋势。因此,建议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谨慎调节利率走廊宽度,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多以SLF和MLF等能直接提高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工具应对生产技术等负向冲击;同时,商业银行应随活期存款向央行数字货币转化程度的提高,积极采取措施吸收存款以提高竞争力。

就业歧视在各国经济实践中普遍存在，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备受关注。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就业歧视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较少关注其对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是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之一，就业歧视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改变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现实经济中就业歧视的表现形式众多，其中就业机会歧视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即企业在招聘过程中主观认定雇用某一类型劳动力将产生额外成本，导致企业对该类劳动力的雇佣量少于最优雇用量，进而使社会就业总量减少。基于此，本文构建无就业歧视和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的两主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TANK—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二阶矩匹配法等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货币政策当局执行何种货币政策(标准泰勒规则、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无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扩张性货币政策均会促进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物质资本租金率和整体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与无就业歧视的情形相比，存在就业歧视情形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的促进作用变小，而对物价上涨(通胀)的促进作用变大，即就业歧视会弱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积极效应并强化其消极效应；就业歧视的存在会降低货币政策实施后产出和就业的持续性、提高通胀的持续性，同时也会扩大产出、就业和通胀的波动性。总体上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在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就业的目标；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促进效应在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产出增长的目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经济政策有效性角度探讨就业歧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二是构建TANK—DSGE模型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三是从提高政策有效性角度为不同宏观经济目标下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参考。本文揭示了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减轻就业歧视不仅有助于就业和收入公平，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因而需要构建和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不断减少各种就业歧视。

本文综合金融市场的多维信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我国的金融周期指数。在此基础上,构建TVP-SV-VAR模型研究2003—2017年间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及宏观经济变量间的时变互动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时变互动关系。(2)金融传导渠道可能扭曲货币政策效力,通过金融传导渠道,货币政策不仅会抑制经济增长,还可能加剧通货膨胀。(3)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影响滞后于对价格效应的影响。短期来看,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时变特征与金融传导渠道无太大关联,但随时间推移,金融繁荣对产出的负面影响可能最终使货币政策产出效应发生反转。货币当局应警惕金融繁荣对货币政策效力的扭曲,审慎操作,且不宜承担过多刺激产出的任务。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我国国债市场的三因子动态模型,并运用SVAR模型、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技术分析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和利率期限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根据实证结果为促进债券市场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机理变化型变结构协整模型实证分析了1996年1月至2013年5月期间货币信贷结构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货币信贷结构均在特定时点开始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率产生机理性影响;货币结构与信贷期限结构对实际产出分别具有较弱的正向和负向机理性影响,对通货膨胀率均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机理性影响,并且货币信贷结构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程度明显大于货币信贷总量。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货币信贷结构与"货币迷失"之间的关系,发现货币结构与信贷期限结构对"中国货币迷失之谜"均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政策建议如下:中国人民银行应同时注重货币信贷总量与结构的调控,监测货币信贷结构的变动应成为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与制定货...

本文对新一轮价格水平上涨背景下货币供给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上证综指、商品价格和住房销售指数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在短期冲击中,商品价格和住房销售指数对货币供给有正的响应,而通货膨胀和上证综指响应波动起伏。因此文章提出在房地产价格受政策限制条件下,发展商品衍生品市场也是宏观调控可选择方法之一。

面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复杂多变,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实现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整与优化。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机制,并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从存在性检验和强度测算两个方面予以分析,运用虚拟变量刻画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并引入Gumbel Copula上尾相依系数来检测其波动效应的存在。实证结果不仅验证了理论分析的合理性,也证明了美国货币政策的负波动效应,以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传统货币政策间的协同效应。

2008年金融危机后,金融压力如何影响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这一问题倍受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本文构建了时变权重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来衡量金融体系的运行状态,并通过MS-VAR模型研究了不同金融体系运行状态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呈非线性:在金融压力时期,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弱化。这意味着此时,中央银行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调控。

论文从经济增长、就业市场和通胀水平三个维度对比分析了QE2、扭转操作推出时和当前的美国宏观经济环境。当前美国整体经济形势提升显著,虽然面临诸多下行风险,但温和复苏态势明朗。由于主要经济指标并没有出现实质性恶化,且QE2对促进私人投资效果有限,下半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基调将是"稳定"。为了支持美国经济继续沿着复苏通道前进,并降低下行风险的影响,美联储将继续维持超宽松的货币环境,但不大可能再推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除非市场发生极端负面的事件。将扭转操作延长至"2012年年底",也较为明确地透露了美联储将观察期延长

本文以剑桥增长公式和收入支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基于货币量值变量的宏观经济模型,讨论企业行为模式和货币银行体系的融资约束如何决定宏观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论证了在需求起决定作用的市场经济中,宏观变量可能存在数个不同的稳定增长状态,其中一些是"刀锋增长路径",另一些则是经济长期收敛的对象,当前的投资资产比决定未来趋向于其中哪一个,而利息率、储蓄率和收入分配的变化可以改变这些稳定增长状态。最后本文根据以上分析给出了本模型的政策含义。

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是存在金融泡沫下的通货紧缩，不重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问题的累积将最终导致我国经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忍受通货膨胀之苦。

本文利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方法,构建了货币国际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货币国际化对宏观经济短期和长期的影响。理论研究表明,货币国际化具有以下影响:①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将促使本国货币升值,但汇率未出现超调现象;②短期内刺激本国消费,长期内抑制本国消费;③短期内产出减少,长期内产出增加;④短期内改善贸易条件,长期内使贸易条件恶化;⑤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将改善本国居民福利水平。在此基础上,基于结构VAR模型,利用美元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美元国际化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验分析与理论研究结果高度一致。上述研究结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若干启示。

本文以日元国际化为例,建立包含货币国际化指标和宏观经济运行指标在内的多变量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并运用脉冲分析的方法考察日元国际化对各宏观经济指标的不同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日元国际化对宏观经济指标带来不同影响的原因,以期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启示,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可能存在的宏观经济风险进行更有效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