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枢纽布点决策是国家进行高铁枢纽规划建设的重要依据,其合理与否直接关系高铁建设的顺利开展,对枢纽效能的充分发挥起到关键作用,并对枢纽运行长期收益产生重要影响,是实现高铁枢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综合借鉴多种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理论,重点挖掘绿色城镇群理论内涵,分析高铁枢纽对绿色城镇群发展的影响,结合典型高铁枢纽特征,建立高铁枢纽布点决策评价体系。

对高铁枢纽站房及交通广场布局型式进行了分析,明确了由于轨道交通与高铁枢纽之间的强换乘关系对高铁枢纽立体化布局的影响,提出机动性交通工具三种立体化分层模式。界定了换乘空间和换乘界面的概念,设计了基于换乘空间的枢纽换乘设施的布局流程,并给出了高铁枢纽换乘设施的平面和立体化典型布局模式。

为更客观科学评价高铁客运枢纽的离站换乘衔接水平，参考专家意见，乘客意见以及以往研究成果，从换乘的效率、服务换乘设施、系统的顺畅性、综合效用和服务环境5个方面出发，建立包含20个具体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引入区间层次分析法（IAHP）确定专家权重和改进熵权法确定基于乘客体验的客观权重，将二者结合，让权重更具有代表性。同时，结合Vague集理论建立高铁客运枢纽离站换乘衔接的改进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最后，以长沙南站为实例，综合评价等级为良，该模型的赋权方法较好保留了乘客的客观意见，并较大程度解决了专家决策的不确定性。该方法和模型能较好反映高铁客运枢纽离站换乘现状，有较好的可行性和实用性。

全球面临气候危机挑战的背景下，以纽约和伦敦等为代表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积极采取行动，大力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支持绿色产业和绿色经济。作为中国重要的国际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过程中，贯彻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积极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本文通过构建绿色金融评估指标体系，对标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对上海提升绿色金融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并对上海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包括打造有一定创新和推广价值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立健全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评价激励机制，大力发展转型金融、生物多样性金融、气候投融资等绿色金融重点领域等。

我国高速铁路建设已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高铁枢纽车站的综合开发理念,分析了车站的功能定位,并从枢纽的"触酶—集聚"效应理论和"点—轴"空间结构理论方面分析了高铁枢纽车站集聚效应的体现。通过国内外典型枢纽车站综合开发的案例,对不同类型车站的开发模式、功能定位及其影响进行分析与总结。最后提出高铁枢纽车站建设开发成功的条件,以此对我国新一轮高铁综合交通枢纽的规划建设提供参考。

本文利用2008—2018年的地市级高铁站点数据匹配上市公司研发数据,从地理同群效应的视角,研究高铁枢纽性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第一,高铁枢纽性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抑制效应为主,且存在一定的效应动态性。第二,通过促进创新要素流动,高铁枢纽性增强了创新的地理同群效应,进而对企业创新产生了抑制作用。第三,非国有企业和小型企业更易受到高铁完善与同群效应导致的竞争压力减小的抑制效应的影响。第四,高铁枢纽性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梯度差异。在中部地区、非省会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负向效应更显著,而在高创新城市则以促进作用为主。

随着城市间创新联系的持续增强，城市创新网络的优化与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日益凸现。部分研究考察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城市创新网络特征的影响，但鲜有文献关注城市的网络节点特征对其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尤其缺乏相应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在城市创新网络中各个城市即网络中的节点，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的聚集产生规模效应，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间流动则带来溢出效应，两者都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反映节点在网络联系中重要性的节点枢纽性和反映网络中不同节点聚集成团程度的节点聚集度提高，均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节点枢纽性的提高对城市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因而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节点聚集度的提高为城市金融发展带来更多的需求和机会，因而可以通过增加创新投融资规模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联系较便利，节点枢纽性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创新聚集的效率相对较高，节点聚集度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以2010—2018年中国279个城市为样本，通过引力模型构建城市创新网络，进而测度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分析发现：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在节点枢纽性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城市金融机构存款水平在节点聚集度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遮掩效应；节点枢纽性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减弱，而节点聚集度的促进效应依次增强。相比已有文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网络节点特征角度拓展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二是从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层面深化网络节点特征影响创新效率的机制研究，三是为通过改善网络节点特征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本文揭示了城市创新网络进化(节点枢纽性与节点聚集度提高)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有利于在新发展阶段通过优化城市网络发展格局进一步促进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

首先对经典的AVL算法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当拓展,从而在理论上解决了经典AVL算法无法适用于企业枢纽布局的不足。最后利用实证调研数据,对甘肃省某物流企业如何进行枢纽布局进行了深入分析。

近年来,各地由水源受污染引起的社会问题相当突出,饮用水水源保护已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珊溪水库是温州市最重要的供水水源,对温州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但随着温州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类污染加剧,库区水质也呈下降趋势。因此,进一步完善库区环境整治工作机制,确保珊溪水库水质刻不容缓。在对珊溪水利枢纽库区环境治理情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库区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了库区环境治理的对策措施,谨供其他水利枢纽库区环境治理时借鉴之用。

三峡翻坝运输体系为承运人提供水—公、水—铁等多种运输方式，可使承运人短时间内完成运输任务。本文以江海联运、水铁联运为依托，考虑托运人预期心理效用和环境因素，从对托运人进行补贴的角度，建立有/无政府补贴情况下承运人收益函数，根据Nash均衡策略，求解承运人最优定价和最佳收益，并分析不同参数和补贴对运输定价和收益的影响。最后，以“辽宁锦州—湖北宜昌—四川成都”集装箱运输为例，实证分析托运人补贴对承运人运价及收益的影响。结果发现：托运人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承运人运价和收益。本文建议发展江海铁多式联运，补充和完善三峡翻坝运输体系；构建多式联运新格局，拓宽多式联运新通道；当地政府要积极助力水公铁多式联运的发展。

分析并确立了城市货运交通枢纽优化布局评价的指标体系 ,提出了定量指标、定性指标隶属空间确定的方法及指标权重向量的确定方法 ,建立了城市货运交通枢纽模糊评价的数学模型。

在高速铁路大规模开发建设的背景下,由于高铁站点周边地区规划实践忽视了生态协调和站区多元发展诉求等内容,多数站点地区在空间演化过程中呈现了城市风貌被破坏、功能开发房地产化和基础设施配套不足等问题。基于修整空间为规划的整体框架,在判断站区前期空间演化规律和辨析现状核心问题的基础上,明确空间修整要素和目标,并结合历史和自然资源禀赋重建站区特色空间、功能结构调整和道路交通统筹。河南洛阳龙门高铁站区在修整行动引领的框架下进行了实践探索,提出规划片区风貌修复、功能修补和交通整合策略,期望为现阶段我国即将进入存量土地开发的高铁站区空间优化提供新思路。

高铁综合交通枢纽具有交通功能和城市功能两个基本属性,对周边区域产生节点效应和场所效应。这两种效应的发展关系存在着六种不同发展类型,即:过多节点效应发展、相互依赖发展、相互紧张发展、平衡发展、相互调整发展和过多场所效应发展。文章以北京南站为例,发现北京南站目前属于过多节点效应发展类型,北京南站过多的交通功能减弱了其对周边区域的城市功能,压制了其场所效应的发展。在北京南站后期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根据实际特点进行相关产业发展的支持协调,寻求其节点效应和场所效应的最优平衡点,以发挥高铁枢纽站对周边区域发展影响的最大效应。

阐述了高速铁路综合交通枢纽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与功能,对国内外典型高速铁路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与运营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针对高速铁路综合交通枢纽的结构复杂性与功能多样性,分析了枢纽旅客集散仿真手段在其建设运营决策支持中的作用及其基本原理,并对我国高铁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运营决策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