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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管理世界
[作者]
邓辛 彭嘉欣
技能、禀赋方面的短板和制度障碍使非正规就业者的发展受到诸多限制，也影响了我国就业市场的高质量发展。而数字经济的兴起，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发生重大变革，为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鉴于此，本文以移动支付市场的二维码线下收款场景为切入点，在动态均衡框架下，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了数字金融服务对非正规就业者这一长尾客群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基于移动支付平台的数字金融服务通过提高资金管理能力、缓解金融约束，有效提高了非正规就业者的收入，缩小了非正规就业者在规模、区域、个人禀赋方面的资源差异。上述结果对于数字中国建设工作的推进以及非正规就业治理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期刊] 国际贸易问题
[作者]
席艳乐 张一诺 曹亮
本文以外资管制放松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1997—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微观数据库样本,采用三重差分法,系统研究了外资进入对中国正规与非正规就业者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相比受外资进入影响较小的地区及正规就业,外资进入政策对受其影响较大地区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显著扩大了二者的工资收入差距。在经过一系列有效性检验及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旧成立。外资进入对该收入差距的政策效应因地理区位、非正规就业类型及企业规模而异。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证明,外资进入通过人力资本及以家庭背景、户籍类型为代表的信息获取渠道扩大了该工资收入差距。本研究为客观评估中国近年来外资进入的经济效益提供了微观证据,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安全性的改革调整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期刊] 中国工业经济
[作者]
尹志超 公雪 郭沛瑶
创业活动的开展,推动了就业机会增加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文运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移动支付对家庭创业决策和经营绩效的影响。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是否拥有智能手机作为工具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研究发现,移动支付显著提高了家庭创业的概率和工商业项目的经营绩效,并且对创业成本高和受到信贷约束的家庭创业活动促进作用更大。移动支付显著提高了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概率,为经营绩效的改善提供了可能的解释;通过优化创业条件,移动支付使得家庭主动创业的概率提高。异质性分析表明,移动支付对相对落后地区家庭的创业决策与经营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大,显著提高了日常消费行业与微型企业的经营绩效。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企业经营规模较小,致使他们创业成本相对较高、更易受到信贷约束,移动支付为创业者提供了节约成本、缓解信贷约束的新技术,因而对这些地区和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以上分析,对如何更好地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
移动支付 创业 经营绩效 成本 信贷约束
[期刊] 金融研究
[作者]
尹志超 公雪 潘北啸
本文运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基于鲍莫尔—托宾模型研究了移动支付对家庭货币需求的影响。为了克服移动支付的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相较于没有移动支付的家庭,拥有移动支付的家庭现金在金融资产的占比下降25%,对其他层次的货币需求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移动支付的使用减少了家庭不同层次的货币需求。机制分析表明,交易成本变化是导致移动支付影响现金需求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地,本文用分位数回归发现,移动支付对预防性货币需求的影响大于交易性货币需求。移动支付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在不同的年龄水平、教育水平、城乡地区、东中西部地区和不同城市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中国家庭货币需求的变化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期刊] 消费经济
[作者]
陈铭聪 程振源
数字经济对于促进“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CHFS2017数据，以不同群体为参照组构建消费相对剥夺测量指标，系统考察移动支付的普及使用对于微观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实证发现，移动支付使用显著降低家庭在其所在群体受到的消费相对剥夺，且采取倾向得分匹配以及工具变量法解决样本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后得到的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发现，移动支付主要通过缓解居民信贷约束和促进社会资本积累来缓解居民消费相对剥夺。进一步分析表明，对于不同的地理区位因素和不同的家庭特征，移动支付缓解消费相对剥夺的作用呈现异质性。本文对于研究数字经济如何改善居民福利水平提供了一定的微观证据，也为促进“国内大循环”战略实施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移动支付 消费不平等 相对剥夺 影响机制
[期刊] 国际贸易问题
[作者]
李凯杰 刘冰 董丹丹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专利数据,识别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贸易自由化的非正规就业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增加了个体非正规就业概率,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会强化贸易自由化的非正规就业效应;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可贸易部门、非国有企业的就业个体以及低技能、低收入和女性就业个体影响更大;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强化效应主要体现在企业非正规性的集约边际变动,即增加了企业非正规就业规模及比重,提高了个体非正规就业的可能性;最低工资标准变动主要通过成本机制、退出机制和创新机制影响贸易自由化的非正规就业效应,且对低生产率企业的影响更加显著;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能够弱化贸易自由化对非正规就业的部门再配置效应,强化地区再配置效应;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贸易自由化的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工资效应的影响存在差异,拉大了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距。文章为中国进一步合理制订最低工资政策、拓宽就业渠道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依据和政策启示。
[期刊] 教育与经济
[作者]
周伟 戴丽华
教育是否使人幸福是教育学等相关学科备受关注的话题，但这一命题目前尚无统一认识。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ＣＦＰＳ）对教育与幸福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发现在消除教育与收入、地位等相关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后，所显示的计量结果不能支持教育能直接给人幸福这一假设。消除依赖关系前后的检验结果显示了教育更可能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收入、地位等方面的回报而间接影响个体幸福，从而澄清了教育在功能上的＂收入回报＂而非＂幸福回报＂，强有力地支持了教育可能仅仅充当影响个体幸福＂工具＂的观点。
关键词：
教育 幸福 工具
[期刊] 上海金融
[作者]
杨超 孙广亚
本文利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劳动者就业收入的影响，着重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灵活就业与传统就业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灵活就业者的增收效应大于传统就业者，从而产生了“增收缩距”的效应，主要体现在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缩小灵活就业与传统就业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在逐年增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对就业结构、创业者的创业收入以及劳动者金融素养方面的作用，缩小了灵活就业与传统就业的收入差距。以上研究结果揭示了数字经济背景下就业结构的新特点和收入分配的新趋势。
[期刊] 现代经济探讨
[作者]
李根丽 尤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城镇调查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分位数模型研究了非正规就业对私营企业劳动者工资收入的惩罚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就业对不同工资阶层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都具有显著的惩罚效应,且惩罚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存在。非正规就业的工资惩罚效应虽在工资分布上呈现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但差别并不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惩罚效应在低学历劳动者、男性劳动者和非东部地区劳动者组别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经验不足的中等及以上工资阶层劳动者在非正规就业时遭受的工资惩罚更大。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就业歧视是非正规就业存在工资惩罚的主要原因,非正规就业并未提升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补偿工资差异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非正规就业的工资惩罚效应。
[期刊] 国际金融研究
[作者]
王海军
本文以CFPS数据库2012—2020年五次抽样数据为样本，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中国家庭债务风险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第一，数字渗透和金融自由化等市场因素导致过度授信和过度借贷，破坏了家庭负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第二，数字金融使用广度和金融数字化程度的提升推动了家庭负债上升，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则会对家庭债务风险发挥一定缓释作用；第三，数字金融通过房地产价格渠道提高了家庭房贷负债比，对家庭债务扩张产生中介效应；第四，数字金融对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对高负债家庭、城镇家庭和东部发达地区家庭作用显著，但强度随家庭收入上升而下降。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结果均支持本文研究结论。
[期刊] 中国软科学
[作者]
张尧 姜元刚 王红梅 于丽洁
中国正处于迈向创新强国的关键时期，数字金融如何与实体经济共荣发展备受关注。综合运用1999—2021年地级市面板和中国微观经济数据库等微观大数据，结合R语言地理坐标系统和爬虫等前沿技术构建关键指标，从多个角度对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水平，且通过了面板负二项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通过支持数字科技产业化和传统产业数字化这两大机制影响企业创新。一是直接促进创新能力强的数字经济企业高速成长；二是通过强化信息交流、联接和整合全国统一市场，加强市场竞争，促进传统产业加大高技术投入的间接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正面作用仅对国有、集体企业不明显，尤其是产业数字金融使得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得到了受益。
[期刊] 宏观经济研究
[作者]
潘文泳 郭南希 段艳艳
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中国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值得关注。本文运用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及2007年、2008年和2013年CHIP数据库,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基于竞争效应、前后向关联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对中国非正规就业水平的影响。主要的结论有:(1)外商直接投资程度提高显著地降低了个体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从而对中国非正规就业规模产生了抑制效应。(2)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竞争效应、前后向关联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三个渠道抑制了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增加。(3)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二产业非正规就业规模的负向影响相较于第三产业更为显著;自我雇佣者和非正规小企业雇主受外商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而非正规受雇者受到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上述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稳健可靠。本文的实证结论对当前中国稳外资、提升"六稳""六保"政策的实施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期刊] 新金融
[作者]
张永峰
在超前消费日益普遍和数字支付加快普及的双重背景下，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了支付数字化对居民超前消费的影响以及可能的作用机制，并探讨了超前消费的衍生后果，以及金融素养和平台监管的规制作用。研究发现：支付数字化明显导致了居民的超前消费行为，尤其是对男性、农村、中等及中高收入居民而言，支付数字化带来的超前消费行为更加明显。作用机制在于，支付数字化致使居民产生价格和收入上的双重货币幻觉，导致居民低估商品价格同时高估收入水平，模糊当期收入与跨期收入界限，由此诱发超前消费。进一步研究发现，支付数字化带来的超前消费主要由享乐型消费大幅增加引起；同时，超前消费使得居民家庭债务扩大，加剧了居民家庭资产结构脆弱性。研究表明：金融素养提升和数字平台监管能够有效弱化支付数字化引起的超前消费倾向。本文为正确认识支付数字化在促进消费中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凸显了国家加强平台监管和网贷治理的重要性。
[期刊] 经济学动态
[作者]
刘政 杨先明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5-2007年数据,实证检验了商业信用代表的非正规金融对于中国制造企业产品创新强度的影响,并考察了相关机制。研究发现,非正规金融具有促进企业产品创新的融资功能。就机理而言,非正规金融便于缓解创新融资约束,降低小企业创新与融资的信息非对称性,且在企业缺乏现金时能够更好替代现金以平滑研发波动,最终因融资信息优势和现金替换优势等促进企业创新。本文还发现,创新民营企业在非正规融资领域也面临所有制歧视,其制约了民营企业产品创新能力。因此,针对我国上游国有企业垄断、下游民营企业竞争的非
关键词：
非正规融资 商业信用 产品创新 融资歧视
[期刊] 经济学动态
[作者]
刘政 杨先明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5-2007年数据,实证检验了商业信用代表的非正规金融对于中国制造企业产品创新强度的影响,并考察了相关机制。研究发现,非正规金融具有促进企业产品创新的融资功能。就机理而言,非正规金融便于缓解创新融资约束,降低小企业创新与融资的信息非对称性,且在企业缺乏现金时能够更好替代现金以平滑研发波动,最终因融资信息优势和现金替换优势等促进企业创新。本文还发现,创新民营企业在非正规融资领域也面临所有制歧视,其制约了民营企业产品创新能力。因此,针对我国上游国有企业垄断、下游民营企业竞争的非对称市场结构,应当削弱垄断国有企业借助市场势力挤压竞争民营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非正规渠道优势,以提升民营企业的非正规融资水平和产品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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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融资 商业信用 产品创新 融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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