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改进的TOPSIS法,从创新投入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创新结构组成和创新环境支持4个维度构建都市圈城市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结合差异系数和城市首位度指数,分析2018年济南都市圈城市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济南都市圈城市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差异系数高达0.83;以济南为核心的"中心-外围"模式、以黄河为界的南高北低态势和"一家独强"的不均衡现象非常明显;济南的二城市首位度指数为2.02,开始迈入超"2"的非正常聚集轨道。据此,提出促进济南都市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在我国创新资源空间配置非均衡的背景下,中心城市整体呈五层"纺锤式"非均衡分布,空间分异格局由传统阶梯差异向城市群团状差异过渡,且在平稳→振荡→起伏→再平稳的中心城市创新能力成长过程中,"三力"单力优势打造成为转换的关键节点。因此,不但应注重创新要素的投入,更要注重创新转换的效率;加强中心城市区域协同,形成创新联动发展战略;突出环境与品牌贡献,双管齐下提升创新贡献力。

都市圈创新是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和延伸,本文选取我国10个主要都市圈,构建都市圈创新能力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分析法对都市圈创新能力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10个都市圈按照创新能力可分为三类,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态势,但存在特殊情况。文章指出,创新能力强的都市圈应扩大创新领域改革开放,加快聚集国际创新要素;创新能力中等的都市圈应加大创新扶持力度,提高创新产出能力;创新能力一般的都市圈应补齐创新短板,重点扶持、以点带面提升创新能力。

本文构建了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确定权重,采用基于联系度改进的TOPSIS法对中部6省在2006～2010年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动态综合评价,得出结论:中部6省的区域创新能力分为3级,湖北为第1级,湖南、河南为第2级、安徽、山西、江西为第3级;各个省份为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亟待改善的指标有差异。此研究动态分析了中部6省在"十一五"规划期间的区域创新能力状况及亟待改善的主要指标,以期为各地区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依据。

笔者以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２年我国省域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改进的ＴＯＰＳＩＳ－ＴｈｅＩｌ分解模型构建了创新能力指数，对我国创新能力区域空间差异与变化趋势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１）就总体而言，我国区域创新能力表现出较大的空间差异性，区域差距显著且呈扩大趋势；（２）从组内差距来说，长三角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等区域创新能力差距较小，而西北和东南地区区域创新能力差距较大；（３）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差距影响最大因素是组间差异，而组内差异影响相对较小。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多个城市政府共同联合参与的都市圈或城市群作为基本单元融入国际竞争与分工成为我国大都市地区现阶段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本文以空间功能要素集聚与扩散特征为判据,将都市圈的演化过程分为四种状态、三个阶段,并依据于此对济南都市圈的空间结构演化特征和空间矛盾进行了量化分析,认为济南都市圈处于由"中心城市绝对集中的空间状态"向"中心城市相对集中的空间状态"转变的转型期,即都市圈发展雏形阶段的后期,并将进入都市圈成长阶段。最后针对济南都市圈核心都市区实力不强、都市圈功能不密、资源整合利用效率低等三大核心空间问题,提出了空间优化调控的机制。

选取山西省２６家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制度保障能力、研发投入能力、制造与营销能力和创新产出能力这４个方面进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采用ＳＰＳＳ软件对初始评价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最终确定１５个评价指标，对传统熵值法进行了改进，并用改进的熵值法与ＴＯＰＳＩＳ法相结合，最终得出各上市公司相对贴近度及排名。在此基础上，对山西上市公司技术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为企业内部管理者和外部投资者提供有效信息。

绿色创新打破了传统技术创新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规则,将环境因素加以考虑,在提升企业资源利用率的同时,也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量,使得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两者之间能够协调统一。本文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区域绿色创新投入能力、绿色创新产出能力、绿色创新环境能力以及绿色扩散投入能力4个维度进行测度,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创新能力明显不均衡,优化开发区域绿色创新能力,无论在综合成绩还是各分项成绩方面均高于非优化开发区域。为缩小区域间绿色创新能力差异,提升全国整体绿色创新能力,提出了合理配置绿色创新资源、优化绿色创新环境、发挥优化开发区域示范作用、增强非优化开发区域吸收能力等政策建议。

提出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的内涵和效益+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济南都市圈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明处于成长发育期的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空间结构呈核心—圈层结构和点轴结构具有科学性,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空间结构既有一般规律也有多样性;要重视各循环经济竞争力指标之间的协调,优化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空间结构,以实现都市圈循环经济竞争力的最优化。

本文重点研究都市圈循环型农业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并以山东省济南都市圈为例,对都市圈循环型农业发展进行实证研究。

针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成本差异缩小而创新增长差异扩大的谜题,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增长理论,从"成本—空间"视角对传统创新理论进行时空整合拓展,构建了分析创新成本和空间分割影响创新增长分异的内生创新增长理论。研究发现:(1)随着创新成本的区际趋同,空间分割成了影响创新增长分异的关键因素;(2)降低产品市场分割程度、技术空间分割程度以及扩大市场规模有利于促进创新增长;(3)对于创新落后区而言,打破空间分割、扩大市场规模是缩小与创新领先区创新增长差异的有效手段;(4)基于省级层面数据和空间动态面板模型的高技术产业创新增长实证分析,从全国和区域层面均有效验证了理论命题。最后提出了促进高技术产业平衡充分发展、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建议。

区域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以县域尺度为视角构建济南都市圈交通可达性测度指数和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数,以济南都市圈34个县市为例,构建11种交通可达性和经济发展水平组合类型,得出以下结论:①济南都市圈交通可达性区域差异较大,以低可达性和较高可达性为主,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较小,以低经济发展水平和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为主;②34个县市的交通经济组合类型分为11类,以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型为主;③低可达性低经济发展水平类型县市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德州、聊城、滨州等地市。研究济南都市圈县域尺度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其空间格局能够为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提供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不同于传统物流能力,新零售体系下的物流能力(本文称为新物流能力)更关注物流主体、客体、载体对物流服务的感知、差异化和智慧化。本文在梳理已有新零售和物流能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新零售体系的框架模型,揭示了新零售体系下新物流能力的内涵,构建了新物流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文章以四家为新零售提供物流服务支撑的物流企业为对象,运用向量夹角余弦距离改进的TOPSIS法对四家样本企业的新物流能力进行了评价研究。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四家物流企业新物流能力的总体差异,也全面展示了各自在新物流主体、新物流客体和新物流载体方面的能力差异,研究结果对物流企业提升新物流能力、改善物流服务水平提供了决策依据。

在区域一体化逐渐强化的背景下,发达地区的都市圈已经成为区域创新协同的重要单元,都市圈层面的各类创新空间的格局特征成为新的专业化区域功能空间类型。以南京都市圈为案例,梳理出都市圈创新空间由"大空间"到专门性空间、再到企业类小微空间所呈现出的精细化与系统化发展脉络;将创新空间分为"知识型"和"产业型"两种类型,并对各类创新空间的承载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了创新空间在都市圈层面的分布格局与相互联系特点,并提出其在空间组织、发展方向和行动重点三个方面的发展趋势以及对应的三个发展引导方向,为我国创新型都市圈研究提供案例经验参考。

【目的】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到以中心城市引领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阶段，如何促进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成为高质量城镇发展的重要议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城市扩张的时空响应研究有助于把脉城市发展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演进特征，推动城市与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助力可持续规划以及建设策略的拟定与实施。【方法】本文以济南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基于城镇扩展指数的计算，定量描述各城市扩张的时空特征。采用生态系统服务当量因子法，从多个角度刻画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分析生态系统权衡与协同效应。在此基础上，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探究城市扩张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的驱动方向与驱动强度。【结果】（1）1980—2020年间济南都市圈内城市扩张显著，具有时序阶段性与区域分异性两方面特征，城市空间扩展速率与强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小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中等城市。（2）都市圈内整体生态服务价值量呈逐年下降趋势，黄河干流、东平湖及周边区域与鲁中山区等地区是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值聚集区，都市圈内协同关系占比略低于权衡关系，其中特大城市协同关系占比最高。（3）济南都市圈内城市扩张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整体具有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推进，影响强度有所下降。城市扩张对各亚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作用具有显著差异，对供给服务与支持服务价值量变化具有负面影响，其中对供给服务变化的驱动强度不断增强，对调节服务价值量变化具有正向作用且影响力整体变化不大，对文化服务价值量变化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在不同地区的驱动方向与强度差异性较大。【结论】本研究明确了研究期限内济南都市圈中不同等级城市空间扩展的时空分异规律以及生态系统服务逐渐劣化的发展状态，所构建的GTWR模型在空间层面上量化了城市扩张对生态系统服务总量及各亚类变化量的不同驱动特征与驱动强度，研究成果可为都市圈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