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宜居性是与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科学议题,深入探讨宜居满意度影响机理对把握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促进宜居城市建设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北京市为案例,基于2013年宜居城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主要感知因素,并分别从居民宜居感知因素、个体与家庭属性因素两个视角,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特征与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主要由污染噪声因子、生活设施因子、人文环境因子、出行便捷因子、自然环境因子、安全环境因子和休闲活动因子等7个维度构成。2宜居满意度受到宜居感知因素和个体与家庭属性共同影响,但宜居感知因素的解释力明显要强,其中污染噪声因子、自然环境因子和出行便捷因子等因素是关键因子。3宜居满意度与宜居感知因素具有相对一致性,且存在个体与家庭属性差异。通常宜居感知因素得分低居民,其宜居满意度也相对较低;另外,远郊区、租赁房、有迁居经历、男性、30~39岁、高中学历、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下和外地户口等社会群体的宜居满意度明显要低。

人口空间分布具有尺度特征,从乡镇街道尺度研究自然因素对城市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有利于得出更精细的结果,并为城市人口合理布局和规划提供科学依据。论文利用第五、六次人口普查乡镇街道数据,分析北京市人口空间格局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研究自然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研究表明:1)自然因素对不同类型人口空间格局影响具有差异性。对常住人口作用强度由大到小的自然因素分别是适宜建设用地面积、地形起伏度、坡度、海拔高程和河网密度,对外来人口作用力由大到小的自然因素分别是地形起伏度、适宜建设用地面积、坡度、海拔高程和河网密度;2)自然因素对不同地区人口空间格局影响具有差异性。除适宜建设用地面积外,坡度和河网密度分别对六环内、外区域人口密度影响较大。高程和地形起伏度对六环外人口格局作用力高于六环内地区;3)两类自然因素叠加对人口密度作用的强化方式体现为因素相互协同或因素作用力非线性增加。5类自然因素对人口密度的影响力交互作用探测值为1,各类自然因素对城市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力协同增强。

人口空间分布具有尺度特征,从乡镇街道尺度研究自然因素对城市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有利于得出更精细的结果,并为城市人口合理布局和规划提供科学依据。论文利用第五、六次人口普查乡镇街道数据,分析北京市人口空间格局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研究自然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研究表明:1)自然因素对不同类型人口空间格局影响具有差异性。对常住人口作用强度由大到小的自然因素分别是适宜建设用地面积、地形起伏度、坡度、海拔高程和河网密度,对外来人口作用力由大到小的自然因素分别是地形起伏度、适宜建设用地面积、坡度、海拔高程和河网密度;2)

生态用地是衡量区域生态系统健康和安全的土地单元。认识和探讨生态用地时空分布和形成机理对城市制定土地管理策略和引导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运用土地转移矩阵、核密度估计、地理探测器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法等,综合分析2000—2014年天津市生态用地质量及生态用地时空演变特征,并探讨其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天津市生态用地呈持续减少趋势,其中滨海新区表现最明显;生态用地转移对象主要为建设用地。(2)天津市生态用地核面积集中分布在北部和东部,且呈减少趋势。(3)地理探测器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因素对生态用地变化

【目的】为了研究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要素对土地利用时序变化的影响，为城市用地结构有序调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认知及决策依据。【方法】为验证地理探测器在长时序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适用性，揭示广州市1995—2020年土地利用变化的规律，以5年为时间间隔选取了六期Landsat卫星遥感影像进行土地利用分类，分析广州市土地利用结构、动态度、土地利用转移情况，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讨了各因素在不同时期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强度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结果】①在长时序（1995—2020年）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情景下，地理探测器模型能够对不同时期的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因素进行解析，揭示其变化规律，具有良好的适用性；②1995—2020年，广州市建设用地呈现“稳定—缓慢增加—剧烈增加”的趋势，而耕地呈现出“缓慢减少—稳定—大幅减少”的趋势，其转入面积主要来自于耕地和林地；耕地呈现出“缓慢减少—稳定—大幅减少”的趋势；林地和草地整体呈现出单调减少的趋势，主要转出分别为建设用地和林地；水域面积表现为上下浮动，主要转化面积来自于耕地；未利用地表现为“大幅减少—缓慢减少”的状态，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③1995—2020年内的不同时期，广州市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其中的社会经济类因子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强度高于自然地理类因子；④1995—2020年内的各时期，广州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交互因子的q值（解释度）均高于单因子，说明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均为双因子增强。【结论】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多因素叠加会加剧各用地类型之间的冲突，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土地开发度(LDD)是衡量区域人类活动对土地开发利用的程度。分析土地开发度的时空差异和驱动机制能更加深刻的认识人类活动与区域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为研制区域差别化的土地管控政策提供依据。通过分析全国345个城市2009~2015年土地开发度的时空差异,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探测其驱动因素及其空间差异。研究表明:(1)全国土地开发度从2009年的4. 1%持续增加到2015年的4. 47%,并在东、中、西3个区域上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2) 345个城市的土地开发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土地开发度高的城市主要在城市群集聚,并在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区域表现较快增长。(3)全国土地开发度由投资驱动和人口驱动为主转变为产业驱动和人口驱动为主,东、中、西3个区域土地开发度的主导驱动因素有所差异。

【目的】研究土壤重金属与影响因子以及不同土壤重金属之间相关关系,为土壤重金属空间预测模型提供更加全面的辅助变量。【方法】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结合空间插值技术对2014年湖南省湘潭县5个乡镇农田中5种土壤重金属Pb、Cd、As、Cr和Hg的空间分布变化与6种影响因子以及5种土壤重金属之间的相关性和交互作用进行研究。【结果】研究结果表明,GDP、平均温度和相对湿度对5种土壤重金属解释力较大(PD,H值均在0.5以上),土壤pH、土壤类型与高程对土壤重金属的解释力较小(PD,H值均在0.3以下),其中土壤类型对

研究目的:分析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区域差别化的城市建设用地供应政策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在分析345个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时空变化的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识别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的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研究结果:(1)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虽然持续增长,但增速逐渐放缓;(2)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存在较大空间差异,扩张规模按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逐渐递减,扩张速度按西部、中部、东部、东北地区逐渐递减;(3)全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主要受投资驱动的影响,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由人口驱动转为产业驱动,中部地区由人口驱动转为投资驱动,西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一直受投资驱动较为明显;(4)影响因子两两之间均为增强关系,包括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2000年,投资水平、产业结构及学校数量交互作用极强,而到2015年,实际利用外资与其他因子的交互性明显增强。研究结论: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受产业、投资和人口共同驱动,但驱动力大小存在较大空间差异。应针对不同区域的主要驱动因素实施差别化管理,缓解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

公园绿地等公共资源的空间配置关乎民生健康和空间公平等重大社会议题，合理衡量地理区位、邻里和社会经济等因素对公园绿地空间分异的影响将有助于反映当前存在的资源配置及其社会公平问题。基于改进的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本研究以沈阳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将传统指标与新兴数据结合从步行可达性、绿地占有量和悦跑活力指数3个角度评价公园绿地的空间利用水平，并利用地理探测器从区位特征、邻里特征和社会特征3个方面探究空间分异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空间利用格局方面，公园绿地的步行可达空间分布存在空间分异性，核心城区内沿轴带分布，外围则围绕点状聚集，仅有50.02%的居民可在15min步行内到达公园绿地；绿地占有量呈现3组团镶嵌分布格局，虽然绿地分布广泛，但有67.59%的区域处人均绿地占有量低；在悦跑指数上，居民的选择以优质的浑河生态廊道为主，公园绿地为辅，城郊的高校与大型公园的利用率相对较高。（2）影响机制方面，区位特征与社会特征对绿地占有量和步行可达性有明显影响，邻里特征对于步行可达性和悦跑指数有较强的解释力。由此可知，3个角度的空间利用格局是局部有交集、整体不重合的关系，所以对交集内和交集外的地区应根据交通、人口、经济和设施配置等影响因素的空间特点，因地制宜制定规划方案。

至于鱼群的方位和深度,则是借助换能器辐射声束的方位角来测定。典型的单波束机械扫描渔用声纳的方框图,如图1所示,它由发射机、接收机、指示器、电源和换能器动作控制等五大部分组成。这类渔用声纳的缺点是:搜索水域速度慢;漏测区域大;目标的跟踪和判断困难,如果目标较小,则往往不能再次记录,而且渔船在航行、鱼群在游动,所以对目标跟踪的操作技术要求极高,对映象的判读也需积累较丰富的实践经验。

被测目标的大小、强度则反应为辉点的亮度。这类声纳采用长余辉特性的显示器,使屏幕上能显示整个图象。为了保证显示图象与目标在船周围空间分布的一致性,显示中电子束扫描方位应与声束扫描方位严格同步。这类渔用声纳的特点是一次发射的声束就能对360°全方位进行搜索,并采用电子俯仰技术,因而信息率高,没有盲区,方位分辨率好,显示直观等。但发射声束功耗大,电路结构复杂,价格昂贵,而且电子扫描声纳是一个窄的接收波束在全方位范围内作快速电子扫描接收,由于是一个窄波束

研究金融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于优化金融资源空间配置和加快推动金融产业集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高德地图提取的POI数据共计250 522个兴趣点,运用核密度方法,对我国金融业以及银行、保险、证券业等细分行业的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无论从金融产业整体还是细分行业的空间格局来看,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南半壁始终占据显著优势;②金融产业集聚最为显著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北京、上海始终处于高集聚区;③影响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产业集聚的主要因子不同,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源、信息流动、规模经济、政府行为等因子的作用逐渐凸显,城乡居民储蓄、工业化水平等因子的作用逐步减弱;④不同影响因子两两之间的交互作用都呈现了增强关系,主要表现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没有出现减弱和独立的关系。2010年,对外开放水平和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对于金融业集聚影响的强化作用较为显著;2016年,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比较均衡,人力资源和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对于金融业集聚影响的强化作用较为显著。

文章构建了生态宜居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从居民满意度的视角对苏州城市生态宜居度进行了调查、统计和模糊评价。结果显示：苏州在基础设施建设，人文科教环境等方面发展较好，而在人居经济和政府决策等方面表现相对较弱，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升苏州城市生态宜居度的政策建议。

城市空间无序扩张是产生当代"城市病"的重要根源,既是可持续发展关注的热点,更是中国特色城市化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根据城市增长自组织原理及其空间结构理论,基于遥感影像识别和空间分析技术,用空间统计分析和地理探测模型,以新疆石河子市为例分析了典型绿洲城市空间扩张的驱动因子及其作用关系,结果表明:(1)固定资产投资对建设用地扩张的解释力度最大,而人口因子的解释力最小,其他非人口因子的内生因子的解释力度较强。表明石河子市处于投资驱动初级阶段,投资规模及强度对城市扩张影响较大,但投资结构及投资效益改进不显著。(2)各因子交互作用呈线性增强关系,表明内生因子对建设用地扩张的交互作用具有明显的线性和非线性增强作用,符合城市化初级阶段的扩张规律。扩大人口及经济规模、提高要素及产出效率是提高交互效益的关键。(3)道路交通发展是城市扩张的最主要环境(背景)因子,但其解释力远远小于内生因子,其他环境因子的影响力和交互力都不明显,反映了城市扩张受到流域环境条件及生态基础的影响相对较弱,对稀缺或优势资源、要素及区位的竞争压力较小,绿洲城市还有较大的扩大空间和职能扩张潜力,应该有效利用城市规划手段来规范和引导城市有序发展和扩张。

为探讨西藏高原高山峡谷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基于2010、2015及2020年共3期的Landsat卫星遥感数据，获得30 m网格土地利用变化空间信息，并结合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林芝市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力。结果表明：2010—2020年林芝市草地、林地、未利用地、水域等4类用地稍有减少，而耕地呈现波动增加的态势，建设用地显著增加至了原来的2.66倍。其中：土地利用类型变化集中分布在雅鲁藏布江、尼洋河、帕隆藏布河谷平地。建设用地动态度一直处于最高水平，呈现出逐年扩张的态势；耕地的变化动态度次之，表现出“先减少后增加”趋势。全市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为0.012%/a;县(区)域尺度上，巴宜区的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最高；乡(镇)域尺度上，工布江达县巴河镇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最高，其次是巴宜区更张门巴民族乡和巴宜区林芝镇。人口密度变化、粮食产量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变化、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变化、城镇化率变化、地区生产总值变化和海拔等7个因子显著影响林芝市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发生的变化是多个自然和社会经济因子同时作用的结果，各个因子相互作用后解释力全部得到增强，其中，社会经济因素对林芝市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的影响高于自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