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动除受宏观基本因素影响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众多个体投资者或噪音交易者行为左右。中国股票市场拥有庞大的个人投资者群体,且股民群体与网民群体之间具有高度耦合性,使用网络情绪等信息能够探索中国股市收益变动基本规律。为揭示个体投资者行为对股市收益的影响,以个体投资者情绪为视角,以网络环境中个体投资者的情绪信息为切入点,检验投资者情绪与股市收益的关联关系,评估网络情绪信息价值。使用中文文本情感分析方法,从新浪微博文本中提取出网络情绪时间序列;分别运用均值Granger因果和分位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探讨网络情绪波动与股市收益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将股票市场发展阶段进行细致划分,研究不同市场阶段下网络情绪波动与股市收益之间的因果关系。对沪深300指数收益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在均值框架下网络情绪波动与股市收益之间因果关系并不明显,但基于分位数Granger因果分析却发现两者在极端分位点区间处存在广泛且显著的因果关系。数据显示,在40个因果关系检验中,分位数Granger因果检验的因果关系发现了23个显著的因果关系,发现率为57.5%,远高于均值Granger因果检验的7.5%。此外,股市收益受到网络情绪波动影响的程度和方式在不同市场阶段下有所不同。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在一些特定分位点区间网络情绪波动对股市收益存在显著因果关系影响,这为在特定条件下股市收益的可预测性提供了佐证。网络情绪能够预测股市收益的尾部(上尾或下尾)行为特征,可以为金融风险防范提供决策参考。研究结果为股票市场的定价、收益预测和波动率估计等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也为网络情绪信息使用提供了新的方向。

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动除受宏观基本因素影响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众多个体投资者或噪音交易者行为左右。中国股票市场拥有庞大的个人投资者群体,且股民群体与网民群体之间具有高度耦合性,使用网络情绪等信息能够探索中国股市收益变动基本规律。为揭示个体投资者行为对股市收益的影响,以个体投资者情绪为视角,以网络环境中个体投资者的情绪信息为切入点,检验投资者情绪与股市收益的关联关系,评估网络情绪信息价值。使用中文文本情感分析方法,从新浪微博文本中提取出网络情绪时间序列;分别运用均值Granger因果和分位数

本文利用Chuang等(2009)提出的分位数Granger因果检验办法,基于1997至2013年上海证券交易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市场的日交易数据,研究中国股票市场上收益率与交易量之间存在的非对称因果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在全样本上,收益率和交易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而且这种因果关系随分位数不同而呈现出显著的非对称特征;(2)子样本上,交易量一阶滞后项对收益率的作用通常在低分位点和高分位点上显著,而在分布的中间位置通常不显著,收益率一阶滞后项对交易量的作用在大部分分位点上是显著的,但是在熊市的低分位点和牛市的高分位点上并不显著。

本文基于互联网数据挖掘的方法,使用R软件对东方财富网股吧的信息进行挖掘和统计,并以其作为投资者情绪指标,使用2014年7月至2016年6月相关数据为样本,分析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收益的影响。结果表明:加入投资者情绪因子后,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的解释能力明显提高;小规模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更易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影响;投资者情绪对于高市盈率风格、高价风格或小盘风格股票收益的影响更为显著。

投资者情绪影响股票市场收益抑或相反,还是两者相互影响?市场的极端收益是由投资者情绪引起的吗?投资者的极端情绪如何受市场收益的影响?本文基于分位数回归构建单因素和多因素模型,从短期视角和长期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滞后市场收益在短期内(1～4月)是投资者情绪的格兰杰原因,而中长期(10～13月)的滞后情绪又是市场收益的格兰杰原因;市场收益对投资者的中高情绪和极高情绪有显著影响;滞后12期的情绪对较高和较低的市场收益具显著的反向预测作用。

本文在Himestra和Jones(1994)提出的非线性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通过Monte-Carlo模拟采用一种全新的方法确定判定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关键因素——置信水平σ,并以此对不同阶段A股和H股间的联动关系进行非线性因果关系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与现有线性关系检验得出的A股和H股两个市场之间只有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才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不同,基于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揭示出两个市场之间一直存在着复杂的因果关系:A股和H股两个市场之间仅存在单向的非线性因果关系,而且这种非线性因果关系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本文从我国股市的现实情况出发 ,构造理论模型证明 :投资者接受价格信号时表现出来的情绪是影响均衡价格的系统性因子。这一结论得到实际数据的支持 ,实证发现投资者情绪的变化不仅显著地影响沪深两市收益 ,而且显著地反向修正沪深两市收益波动 ,并通过风险奖励影响收益。研究结果表明 ,沪深两市不仅具有相同的投资者行为和风险收益特征 ,而且均未达到弱式有效 ,机构投资者是可能的噪声交易者风险源。

投资者情绪愈发被认为是影响新股收益的核心因素，且在新的规则和行情下，以首日收益已不足以较好地度量和研究新股收益。本文以中签率和交易量衡量投资者情绪，以涨停板数和对应区间内累计涨幅衡量新股收益，着重研究了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１５年５月底之间发行新股的特定收益与投资者情绪间的关系，发现投资者情绪显著正向影响个股的新股收益，以及投资者情绪的自我强化和加速效应，即新股发行时投资者情绪越高，上市后累计收益越高，且越激发、强化投资者的追涨情绪。

基于18个经济体760家金融机构SRISK系统性风险数据，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广义方差分解法测度全球系统性风险的时变传染网络，进而采用分位数Granger因果检验考察各经济体对中国高分位段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结合SRISK数据和时变传染网络能有效识别重大风险事件的发生；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均会产生风险净输出效应，且会通过直接输出或香港地区间接输出风险至中国大陆；在全样本与2008年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等重大风险事件期间，中国皆为风险净溢入国且新冠疫情期间溢入效应达历史最高；美英两国在重大风险事件期间均对中国高分位段系统性风险产生显著影响，新冠疫情期间中国高分位段系统性风险遭受外部冲击的形势最为严峻。

文章以上证综指2000年到2008年高频数据为例,基于Dufour、Taamouti(2010)测量短期和长期因果关系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关于收益率与波动率的向量自回归线性模型,用来测量和比较了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率和波动率之间的动态杠杆效应、波动率反馈效应等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无论是对已实现波动率还是对二次变差前三天都有较强的动态杠杆效应,而波动率反馈效应在所有的时间跨度上都可以忽略不计,并且收益率和波动率之间的瞬时因果关系在有些时间跨度上较显著。

本文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视角,选取2003年6月至2015年6月的数据,通过实证研究美国投资者情绪指数对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影响及其背后的机制,得到四点主要结论:一、美国投资者情绪对中国股市收益率的影响总体是正向的,但存在"反转"现象,即美国投资者情绪会先对中国股市收益率有负向冲击,后转为正向影响。二、以2011年为临界点,美国投资者情绪传染所需的时间缩短,上述负向冲击的时间从3个月缩短到2个月,正向冲击的时间从2个月缩短到1个月。三、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证券投资负债"项目的规模越大,美国投资者情绪对中国股市收益率的影响力越强,表明资本流入和跨境资产配置是美国投资者情绪影响我国市场的机制之一。四、中介效应检验显示,美国投资者情绪可通过中国投资者情绪间接影响中国股市收益率,投资者情绪传染是美国投资者情绪影响我国股市的另一机制。

本文选取2010年1月至2017年12月的沪深300指数周度换手率、波动率及综合指标作为股票市场中投资者情绪的测度指标,选择螺纹钢商品期货的成交量和持仓量作为投资者情绪的工具变量,运用2SLS回归分析方法实证研究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不采用工具变量的普通回归方法显著低估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影响。二是以2015年6月股票市场异常波动为分界点,股票市场异常波动发生前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收益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回归系数相对于整体样本估计结果更大;股票市场异常波动发生之后,投资者情绪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是并不显著。三是内生性问题使得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影响被大幅低估,采用工具变量能够更加准确地测度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影响。四是期货市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充分反映股票和期货两个市场之间投资者情绪的联动性。从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对于投资者而言,通过投资者情绪高低对股票市场收益率进行适当预测,有助于提高投资报酬率,要避免在投资者整体情绪过高的时候进入股票市场从事交易;对于监管部门而言,由于投资者情绪对于股票市场收益率有助涨助跌的作用,因此,要加强对投资者情绪的监测、分析,避免引起股票市场异常波动以及金融风险再次爆发。

股票市场一直是我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点领域,而投资者赌博行为正是导致和加剧我国股市波动和资产价格泡沫的重要因素。基于投资者情绪的错误定价视角,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来分析投资者赌博行为及其表现出的负异常收益——"赌博型收益"的成因,即提供一个行为金融解释。研究发现:赌博型收益源于投资者行为偏差导致的股票价格被高估;高情绪期之后,股票被错误定价的程度更明显,赌博型收益在高情绪期之后也更加明显;投资者的非理性程度的变化也会影响赌博型股票被错误定价的程度,进而影响赌博型收益。

融资融券制度的推行标志着我国股票交易机制进一步完善,两融交易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投资者情绪的变化,投资者情绪的变化与股市收益的相关性研究对降低噪声投资者对股市波动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创新性地将剔除宏观经济因素的融资融券变量作为衡量投资者情绪的代理变量,进而探索投资者情绪与沪深300指数收益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表明:投资者情绪和沪深300收益率呈现显著的因果关系,沪深300收益率对投资者情绪影响显著为正,股市收益助推了投资者情绪的高涨;而投资者情绪高涨同样能够促进收益率提升,且在滞后前两期显著,随后这种影响逐渐弱化,这说明市场存在短期投机者,能够捕捉到短期市场趋势从而进行获利。本研究以融资融券作为衡量投资者情绪的切入点,实证结果将为中小投资者做出理性决策提供借鉴,同时也将为股票市场完善情绪监管机制提供科学参考。

从高频视角分析股市情绪效应的异质性特征及机理，对我国金融风险管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助文本分析法抓取网络舆情数据，构造日内投资者高频情绪指数，在分位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分位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并进行脉冲响应分析，探究不同极性投资者高频情绪对不同市场状态下及不同分位水平股市成交量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极性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成交量影响具有异质性，悲观情绪对股市成交量的脉冲强度明显大于乐观情绪且衰减较慢；(2)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成交量的影响随市场状态的变化而不同；(3)在相同市场状态下，情绪对不同分位水平股市成交量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成交量的下分位点脉冲强度显著大于上分位点，中位点最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