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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经济与管理研究
[作者]
徐炜 曹腾飞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企业内部绩效综合指标和企业市场价值综合指标,将高管薪酬与综合指标相结合,构成与企业业绩相联系的业绩薪酬指标,然后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业绩薪酬指标进行对比,实证检验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控的必要性。同时,本文认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控应参考高管为企业创造的市场价值,企业实际经营状况与市场估值差距越大,则国有企业高管经营成果与市场预期差距越大,通过构建企业内部绩效和市场价值对高管薪酬影响的模型,发现企业市场价值对高管薪酬有负向影响,进而可以以企业市场价值作为高管薪酬管控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
薪酬管控 内部绩效 市场价值 国有企业
[期刊]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
薛文博
文章基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视角,选取2006—2013年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企业分红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将高管薪酬分为显性薪酬和隐性薪酬两个部分。研究结果显示,显性薪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励高管提高企业价值的作用,显性薪酬对企业分红有较积极的影响。同时,隐性薪酬也对企业分红产生积极影响。最后,在协调经理人与股东利益的基础上,对企业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设计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期刊] 财经问题研究
[作者]
张文锋 谷方杰 刘磊
本文基于影响企业绩效各种要素的结构特征,以2014—2016年A股上市的391家国有控股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研究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着重探究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的交互效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下辖国有企业显性激励不显著,只有隐性激励显著,交互作用结果比较复杂,隐性激励与年薪激励相互增强,隐性激励与股权激励相互抑制。自然垄断国有企业隐性激励的效果要明显优于显性激励,交互作用结果表明,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相互增强。自由竞争的国有企业交互作用结果表明,两种激励方式相互增强,其中,年薪差距和股权差距的激励效果更为明显。基于此,笔者建议,应针对不同产权类型的国有企业实行差异化的高管激励方式。
[期刊] 财会月刊
[作者]
李琳 连怡臻
基于2009年和2014年相关部门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限制性政策,应用倍差法分别考察这两次高管薪酬限制政策对国有企业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两次国有企业高管限薪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国有企业的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均产生负向的影响作用,限薪政策对国有企业市场绩效的影响能力较强,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能力却较弱。研究结果间接支持了"锦标赛理论"。对样本企业进行行业差异性和企业性质差异性分析,发现限薪政策对不同行业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并且2014年的高管限薪政策对地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比对中央企业绩效的影响更显著。
[期刊] 华东经济管理
[作者]
张璇 郑乔乔 赵惠芳
在国有企业分类改制的背景下,文章以2009-2015年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按公益类和商业类国有企业进行分组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对公益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不显著;对商业类国有企业进行细分后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对竞争型和行政垄断型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显著增强,而对自然垄断型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见,内部控制的实施在不同类型国有企业中影响不同,内部控制并不是提高全类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良药,国有企业分类
[期刊] 华东经济管理
[作者]
张璇 郑乔乔 赵惠芳
在国有企业分类改制的背景下,文章以2009-2015年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按公益类和商业类国有企业进行分组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对公益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不显著;对商业类国有企业进行细分后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对竞争型和行政垄断型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显著增强,而对自然垄断型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见,内部控制的实施在不同类型国有企业中影响不同,内部控制并不是提高全类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良药,国有企业分类
[期刊] 华东经济管理
[作者]
张璇 郑乔乔 赵惠芳
在国有企业分类改制的背景下,文章以2009-2015年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按公益类和商业类国有企业进行分组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对公益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不显著;对商业类国有企业进行细分后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对竞争型和行政垄断型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显著增强,而对自然垄断型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见,内部控制的实施在不同类型国有企业中影响不同,内部控制并不是提高全类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良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必须对症下药。
[期刊] 经济管理
[作者]
刘银国 张劲松 朱龙
本文首先分析了高管薪酬管制的原因,然后通过沪市上市国有企业的数据实证检验我国高管薪酬管制的有效性,实证结果显示由于薪酬管制的存在,导致在职消费和腐败现象的滋生,企业代理成本的增加最终影响到企业的绩效。
关键词:
薪酬管制 有效性 在职消费
[期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作者]
赵息 李粮
本文以2007~2010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结构中短期货币性报酬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当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结构中短期货币性报酬的比例较高时,高管会在业务量下降时迅速调整企业资源,从而导致较低水平的费用粘性;而当高管薪酬结构中短期货币性报酬的比例较低时,面临企业业务量的下降,高管将会延迟企业资源的调整,以待业务量回升。该研究结论表明,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调整高管薪酬结构来影响费用粘性水平,从而为国有企业费用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期刊] 经济经纬
[作者]
罗宏 曾永良 刘宝华
代理问题是我国国有企业费用普遍存在"粘性"的主要成因,而高管薪酬激励被认为是缓解代理问题的重要机制。鉴于此,笔者实证检验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存在费用粘性,并且该现象主要源自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高管薪酬激励有助于缓和代理问题引起的费用粘性,同时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能够增强高管薪酬激励在降低费用粘性时的效果。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作用的发挥因国有企业控制层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期刊] 中国软科学
[作者]
罗正英 詹乾隆 段姝
利用厦门大学内控课题组构建的企业内部控制指数,本文实证考察了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好,企业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企业高管的薪酬粘性越低。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在国有控股的公司以及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此外,内部控制质量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内部环境、控制活动以及信息与沟通等三个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对公司的高管薪酬的契约有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会受到制度环境包括公司的产权性质和所处的行业因素的制约。因此,要提高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必须改善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同时需要完善相关的制度环境。
[期刊] 技术经济
[作者]
刘青松 肖星
基于国企高管的"政商"双重身份的视角,研究其在晋升和薪酬激励下的行为差异,指出晋升和薪酬的激励目标是不同的。研究发现:国企高管的晋升与业绩不相关,而与非经济指标相关;不同的晋升途径导致高管的行为不同,政治晋升与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非效率投资正相关,非政治晋升与关联方占用正相关;在高管晋升前的任职期间即晋升激励较强时,薪酬与业绩正相关,而与非经济指标不相关;晋升激励非经济目标,而薪酬只激励业绩。
[期刊] 财会通讯
[作者]
廖以 徐诗意
2015年1月我国正式实施《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以规范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实证分析了这项法规实施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和运气之间关系。发现我国国有企业存在运气付薪,并且运气薪酬具有不对称性的特点。政府《限薪令》实施后,并没有降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水平。甚至政府《限薪令》的实施,提升了国有企业的高管运气付薪。因此从实证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的改革方案,并没有完全解决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管理问题。从国外看,针对高管薪酬的管理,往往激励和约束并重。因此,本文认为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管理,应该在政府监管的前提下,注重市场调节作用,完善公司的内部治理,方能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薪酬管理制度。
关键词:
国有企业 高管薪酬限薪令 业绩与运气
[期刊] 会计之友
[作者]
李文勤 徐光华
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重要影响,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水平必然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而国有股权的存在使代理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基于国有股权的调节效应,研究高管薪酬、高管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均存在正向影响,国有股权比例会对高管薪酬与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国有股权比例会对高管持股与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企业改革进程中,应当全方位优化企业当前治理结构,才能有效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期刊] 会计之友
[作者]
李文勤 徐光华
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重要影响,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水平必然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而国有股权的存在使代理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基于国有股权的调节效应,研究高管薪酬、高管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均存在正向影响,国有股权比例会对高管薪酬与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国有股权比例会对高管持股与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企业改革进程中,应当全方位优化企业当前治理结构,才能有效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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