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集聚和疏散是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最直观和最集中的体现,研究一个地区人口集疏的空间格局,不仅可以揭示该地区人口集疏的内在规律,也有利于深入研究该地区的整体人口分布的态势和规律,更能够体现出区域内经济格局以及城市化格局的发展。基于人口集聚度的中国人口集疏空间格局的研究,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脉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采用了人口集聚度分级评价的方法,依据人口集聚度的不同,将各个地区划分为不同等级的人口集聚区,并对其分别讨论。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人口分布格局、自然条件空间格局、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结果以及经济发展格局和城市化格局,对中国的人口集疏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归纳,得出了中国人口分布"西疏东密"的传统空间格局突出,人口集聚以平原地区为依托并呈现"沿海、沿江、沿线"高度集聚的特征的结论。

在经济集聚和人口集聚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生态环境的变化是否与经济集聚和人口集聚有关,是现阶段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文章针对以上问题通过对我国30个省份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经济集聚的环境效应总体呈负效应,当经济集聚度不断提升超过拐点时,经济集聚的规模效应及溢出效应显现,经济集聚对环境的负效应影响减弱;人口集聚对环境的作用呈"U"型非线性影响,在人口集聚度较低时,人口集聚的环境效应是正效应,人口集聚可以带来整体上环境污染排放的改善;但当经过临界点后,人口集聚所带

利用ESDA技术,基于GIS平台对2005年中国人口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发现2005年全国县域人口密度不仅数值差距较大,基尼系数达0.55,而且空间自相关性较强,Moran's I指数为0.42。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盆地、东北经济带仍是全国人口最密集地区。局部空间自相关结果显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四川盆地是高高型人口集聚区。哈尔滨、长春、银川、昆明等城市地区是高低集聚区。低高型区域集中在高高型区域四周。西北干旱区、内蒙古北部、东北北部山区属于低低集聚区。将人口密度分为五级,通过人口重心观察,以及将人口密度与自然和经济因素叠加,发现气候和海拔高度仍是影响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和交通对全国人口格局影响显著。自然因素不同的组合形式将对人口格局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气候和地形因素长期稳定地影响人口空间格局,但其对人口空间分布的约束力将随着技术进步而降低。经济因素是人口空间格局短期变动的主要原因。

文章基于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最新公布的全国和各省份数据资料，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初步探讨了“七普”数据中人口分布和人口增量的格局变化。研究发现：尽管“七普”数据仍然显示出“东南高、西北低”的人口分布特征，但是内在空间结构产生了新现象，在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基础上正在形成包括成渝城市群、西咸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新生城市群，中心城市也在快速成长；通过对比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东北地区出现了较为普遍的人口收缩型城市，而广州市、深圳市和成都市人口增量迁入势头迅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人口辐射带动作用显著，内陆城市群则需要持续关注人口“虹吸效应”潜在问题。

2000年以来,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新常态与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从县域尺度出发,基于2000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应用标准差椭圆、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10年间中国2283个县域单元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模式多样,胡焕庸线西北半壁以均质化、轴带特征为主;而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则呈现出核心—外围的分布特征。22000-2010年间,人口老龄化均值从6.7%增至8.7%,表明中国县域全面进入老年型社会,步入老年型的县域多集中于内陆、东北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区;10年间人口老龄化总体空间格局较为稳定,但人口老龄化的变动趋势差异显著。3人口老龄化在"胡焕庸线"两侧、不同地域类型间、城乡间、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间、贫困与非贫困地区间存在差异,且差异变动的方向并不一致。4影响人口老龄化的核心因素为各区域往期人口年龄结构、步入老年序列人口比重、人口流出的比例等。

人口红利出现并被有效利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及时地掌握人口红利的发展态势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人口红利在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省与省之间表现得不平衡,差异显著。中国抚养负担低的比较优势终将消失。2039年,中国将发生由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重要转变。当前,最紧要的是,要及时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趋势,加大教育和健康投资,通过提高人口质量来应对人口红利日益衰微的趋势。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中文刊1991年创刊,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办刊宗旨,致力于宣传可持续发展新观念、新思路、新方法,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促进

"人口过快增长"这个几百年来主导着中国人口态势的人口现象将历史性地成为过去。中国的人口态势正在出现历史性的转折。在生育政策问题上的争论实际上是对中国的人口形势的判断不同所致。中国将迎来一个生育率继续走低、人口严重老化、城市化加速和人群广泛流动的社会。这些将不仅是中国人口未来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社会未来的基本特征。

中国人口数据登记历史悠久。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全国人口数字的记载。历代皇朝曾建立了各种户日登记制度,留下了许多宝贵史料,特别是明朝的户帖,登记内容相当详细,实已开了近代人口普查的先河。总的说来,古代人口登记只重在劳力及总人口数字,太平盛世,这些数据比较接近实际。战祸绵延则漏报情况严重。即使在数据质量较高的

1st October 2009 is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Over the last 60 years,particular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 has completed 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 of population reproduction,becoming demographically a developed country.In order to celebrate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demography,this issu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um has invited some distinguished Chinese demographers to summarize and discuss the major changes and progress that have been made in population and demography in China over the 60 years.Professor Wu Cangping examines the irreplaceable position of demography as a discipline in China.Professor Li Jianmin highlights the unique pattern of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anging population policy.Professor Wang Guixin looks at changing patterns of migration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socio-economic changes in China.Professor Gui Shixun explores China's old-age security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aging in China.Finally Professor Yuan Xin calls for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on the unprecedented demographic challenges in China now and future.

一、人口转变理论及两类国家的一般历程 通常所说的人口转变是指由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表现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较低的自然增长率)向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表现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过渡。生产力革命是这次人口转变的前提和物质基础。18世纪60年代,始于英国并扩散到各主要西方国家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生产力革命(即工业革命),使得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业

正当中国的计划生育、人口控制所取得的成就受到国内外人口学家的广泛关注并受到普遍赞叹之时,我国的人口形势却出现了一种纷繁复杂的局面。对此,人口学界评价不一。本文着重从目前的生育形势出发来考察一下中国目前的人口发展动向问题。 所谓近年来的生育高峰,是目前人们议论最多的人口问题之一。观察生育形势,人们通常着眼于

本文试图从人口学的角度,探讨现代化与中国人口之间的内在联系。引发笔者作此文的动机是,通过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的观察,发现现代中国人口的发展与历史上的演变有内在联系,而现代中国人口的转变过程,不仅异于西欧各国的经验模式,也异于实行“家庭生育计划”政策取得成效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并且,就转变过程的特征和作用因素而言,远非人口转变理论所能说明和诠释的。而这,既与中国人口发展的过程特征有关,又与中国人口发展的文化背景有关。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口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性。

基于区位商理论,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中国人才集聚变化,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探索中国人才集聚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人才集聚差距逐年缩小,东部地区人才集聚程度最高、东北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第三、中部地区最低;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性教育投入对所有分位点的人才集聚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资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对低分位点人才集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对人才集聚在高分位点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大学对人才集聚在中间分位点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地区开放性对人才集聚在不同分位点的影响不一致。最后,针对人才集聚程度较低的地区,从经济基础、政策环境、文化教育和社会环境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