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1999~2007年中国10个主要城市群11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规模、就业结构差异对城市工业聚集经济和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市群之间存在聚集经济的区位效应,城市群聚集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除了技术进步的激励外,城市区位禀赋、产业结构和规模的差异对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显著的影响;中西部城市群的区位聚集效应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匹配。

城市群作为城市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的高级化空间组织形式,群内各城市既相对独立,又存在着紧密且错综复杂的依存共生关系。城市之间紧密的经济社会联系为微观经济体在分享、匹配和学习等方面提供便利,是对单纯地靠要素集聚形成的优势的补充,在特定情况下,城市的连通性甚至替代了集聚经济。城市连通性对提升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尚需实证检验。梳理国内外有关文献,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1994-2016年数据,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测度城市群内部城际联系强度,分析测算十大城市群的经济效率。结果表明: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有助于多个城市共享集聚经济的正效益;人口规模大,城市群会表现出更高的投入产出效率,但当城市规模超过理论上的最优规模,会使集聚经济的负外部性表现突出,对城市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城市群内部城市利用自身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获得其在城市网络中的位置,进而改善经济表现;政府公共服务水平高和基础设施完善,则城市群整体经济效率高。

城际轨道交通作为城市群发展的骨干力量,对引导和带动城市群经济、人口和资本紧凑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本文全面界定了紧凑型城市群的内涵,并对中国十大城市群2001—2016年紧凑发展程度进行测算;通过构建城际轨道交通—城市群紧凑度模型、城市群紧凑度—经济效率模型和城际轨道交通—城市群紧凑度—经济效率模型,分别探究了城际轨道交通对城市群紧凑发展及其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城际轨道交通变量对城市群紧凑度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这一影响存在时间滞后性;城市群紧凑度变量与经济效率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关系,这意味着城市群紧凑发展要有一定限度;城际轨道交通既对城市群经济效率产生积极的直接影响,又通过影响城市群紧凑度对经济效率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应大力发展城际轨道交通,使其实现网络化,才能充分发挥对城市群紧凑发展的支撑和引导作用,促进城市群经济效率的提升。

文章通过测算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城市能级,确定其核心城市,通过断裂点、经济场强等模型来衡量各核心城市的经济影响力。从测算结果得出:一是核心城市与普通城市间的集聚性不强;二是核心城市产生的辐射强度和辐射效果与其交通网络的紧密性有关;三是位于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发展方向比位于中部和西部城市群更加多元化。

城市群是当前及未来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集聚区,而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是保障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对土地需求的关键之举。论文以10个城市群14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Tobit模型,考察了金融深化、财政缺口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考虑PM_(2.5)作为非期望性产出的情况下,十大城市群土地利用综合效率整体偏低,2003-2017年效率均值最高的是成渝城市群,仅为0.711,而排在末位的是中原城市群,低至0.407。(2)从城市群总体样本来看,金融深化与土地利用效率呈现正"U"形关系,财政缺口与土地利用效率呈现正相关关系;从城市群分组样本来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驱动因素存在差异。据此,国家在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时,应根据城市群自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以及发展水平,给予城市群自身政策调整的空间,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的土地利用政策,保障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通过在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引入物流能力来考察其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投入对城市群经济的贡献仍然最大，当前城市群经济发展对投资仍然有较强的依赖性；劳动力投入的贡献最小，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丧失；物流能力对城市群经济的贡献高于劳动力投入但低于资本投入，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在新常态下，城市群经济发展将从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等传统红利转向制度红利，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迎来重要的历史机遇。

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轴心问题。文章以我国十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比重增量分析法、绝对增量加权指数、不均衡指数等方法对我国十大城市群2006—2015年间的"人口-经济"空间集聚均衡性特征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十大城市群人口聚集水平表现为"东高西低",经济集聚水平表现出两极分化;欠发达城市在逐步缩小与发达城市的差距;经济的不稳定性会直接造成人口结构失衡;人口与经济比重增减耦合度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布规律。

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轴心问题。文章以我国十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比重增量分析法、绝对增量加权指数、不均衡指数等方法对我国十大城市群2006—2015年间的"人口-经济"空间集聚均衡性特征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十大城市群人口聚集水平表现为"东高西低",经济集聚水平表现出两极分化;欠发达城市在逐步缩小与发达城市的差距;经济的不稳定性会直接造成人口结构失衡;人口与经济比重增减耦合度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布规律。

研究中国十大城市群产业结构及分工状况,对新常态下"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综合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区位熵、相关多样化指数,对中国十大城市群三大产业及19个行业的产业结构与分工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新常态下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所受影响最大,但产业结构依旧保持稳定良好;京津冀、辽中南、关中城市群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仍旧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海峡西岸、长江中游、川渝城市群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山东半岛和中原城市群产业发展出现停滞,产业分工水平开始倒退。

我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对推进我国城市群战略实施效果评价和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综合运用地理软件和空间分形理论,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分维数和回归方程入手,探寻中国十大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的异同点及其变化规律。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群整体呈现出倒"T"型结构;且各个城市群都是高度集中于某一地理要素,核心城市主要以高速公路及铁路干线为扩散轴向外扩散延伸;城市群的未来发展是中西部地区。随着城市群战略的推进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市群可扩张土地的减少,使得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出现了一定的"挤压"效应。

中国十大城市群将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城市群内部组织的联系不仅依托经济等"硬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软实力所带来的凝聚力。文章通过构造中国十大城市群文化软实力评价体系,并运用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在研究设计中通过多维度分析,得到十大城市群在文化不同维度上的排名。最后对十大城市群文化软实力的非均衡差异进行了研究。

中国十大城市群将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城市群内部组织的联系不仅依托经济等"硬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软实力所带来的凝聚力。文章通过构造中国十大城市群文化软实力评价体系,并运用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在研究设计中通过多维度分析,得到十大城市群在文化不同维度上的排名。最后对十大城市群文化软实力的非均衡差异进行了研究。

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在不同地理空间的集聚产生众多城市，城市之间的分工和经济联系形成城市网络。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可能带来集聚经济或集聚不经济，且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影响城市生产效率的机制不同，因而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并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城市可以“借用”网络内其他城市经济集聚的外部性，但其生产资源也可能被“集聚”到其他城市，因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具有“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两种反向机制；城市间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的发挥，而产业功能互补性的增强会强化“借用规模效应”和弱化“集聚阴影效应”。以2003—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在全国层面，MAR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而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显著负相关(“集聚阴影效应”强于“借用规模效应”),交通条件的改善会强化而城市功能互补性的提高会弱化这种负面效应。在城市群城市与非城市群城市层面，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但对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和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均具有正向影响，且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功能互补性的提高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十大城市群层面，产业集聚外部性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因此，应进一步强化城市间的产业分工，提高城市功能互补性；城市群发展要注重改善内部交通条件和产业分工，并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非城市群城市应找准自身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定位，与其他城市形成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补，并改善交通通达条件。

文章通过构建城镇化质量与规模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十大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之间关系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均呈现出轻度或中度的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偏离,且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关系的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中心城市的城镇化进程较快,且城镇化质量相对超前;中小城市的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关系的协调性较佳,但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

文章通过构建城镇化质量与规模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十大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之间关系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均呈现出轻度或中度的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偏离,且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关系的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中心城市的城镇化进程较快,且城镇化质量相对超前;中小城市的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关系的协调性较佳,但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