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以城市数字化转型为研究切入点，探究二氧化碳与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效应，并分析协同减排活动中的数字化扩张机制。研究发现：城市普遍存在二氧化碳与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效应，且城际间协同减排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城市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扩大协同减排规模，其中，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融合维度是助益协同减排的关键；城市数字化转型是碳减排引致大气污染物减排的重要扩张机制；城市数字化转型能够诱发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通过源头防控和末端治理增进协同减排效应，但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规模效应不显著，其协同减排的过程控制渠道不畅通；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协同减排效应存在典型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特征异质性。

在中国生态环境改善进入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从消费端寻找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新增长点迫在眉睫。文章利用2011—2021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信息消费试点的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信息消费可以有效减少PM_2.5浓度和CO₂排放量，推动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且该结论在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信息消费可以通过扩大绿色创新规模、提高绿色创新质量和加速绿色创新链升级产生绿色技术进步效应，通过产业结构转型、未来产业培育和数实融合发展产生产业优化效应，进而推动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3）异质性分析表明，消费规模扩大、消费结构优化以及消费支撑水平提升将强化信息消费的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用。（4）信息消费所产生的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能够进一步通过影响公共医疗支出和碳社会成本进而产生经济社会效益，且减污降碳协同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辐射径程约为200km。文章从挖掘减污降碳新动能、打通减污降碳障碍堵点、调节减排降碳强度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既能衡量环境效益，也能兼顾气候效益与经济效益，势必将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设立作为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平台和重要的政策抓手，研究其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对于破解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现实困境具有现实意义。基于2006～2019年中国209个地级市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及扩展的空间形式评估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试点政策对城市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研究结果表明：(1)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通过Bacon Decomposition发现“好处理组”占98.33%,模型设定的有效性得到进一步验证。(3)试点政策在空间溢出上表现出“以邻为壑”的特征，对于不同技术水平禀赋、工业集聚规模、环境规制强度城市中存在显著差异。据此，提出推广试点有序扩散、优化政策空间布局、设计梯度发展战略等政策建议。

本文以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作为环境权益交易的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中国工业企业环境统计与企业专利数据库匹配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环境权益交易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显著降低了企业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强度，产生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该效应在成熟期或衰退期企业、国有企业、大气污染行业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中更强。机制检验表明，排污权交易通过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促进污染减排；排污权交易激励企业能源消费替代和提升能源效率，通过减源效应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基于创新效应的协同路径主要来自弱波特和强波特效应，不仅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能力，还通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协同推进减污降碳。进一步分析发现，排污权交易主要通过降低能源消费强度有效提升减污与降碳系统协同程度，在推动减污降碳的同时带来经济社会效益，从而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此外，排污权交易产生的协同降碳效应会导致碳配额超发，碳市场需要对碳配额分配实施协同规制。本文为将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手段融入“双碳”目标战略的政策体系中，通过市场机制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了有益参考。

依据2010—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量数字技术应用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及首席数据官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企业数字技术应用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和改善ESG绩效，降低污染物排放及碳排放效应显著，设立首席数据官强化了这一效应；异质性检验显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在中小规模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更为显著。鉴于此，建议强化企业ESG绩效考核，进一步加大数字技术应用力度，鼓励绿色技术创新。

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是兑现双碳目标承诺和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2006～2021年我国21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并进一步揭示了该效应的异质性表现和空间衰变规律。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推动试点地区减污降碳水平的提升，且其效应总体呈现出动态增强趋势；(2)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是上述影响发挥的3条内在机制；(3)智慧城市建设对减污降碳水平的提升效应仅显著存在于东部、大规模、非资源型以及人力、财力和物力优势较强的地区；(4)智慧城市建设可以带动周围地区减污降碳水平的协同提升，表现为在距离试点城市100千米的空间范围内，该效应显著且逐渐衰减。研究结论可为我国持续高效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与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目的】“数字化”与“绿色化”能否协同是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研究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之一。长江经济带作为数字产业重要集群带和减污降碳协同的重点区域，数字产业集聚能否实现其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事关美丽中国建设与双碳目标的实现。【方法】基于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数字产业股权投资数据和环境污染与碳排放数据，刻画其数字产业时空格局及减污降碳时空演化特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产业集聚对减污降碳协同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空间溢出效应和衰减边界。【结果】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投资网络呈现出“多线程、多极化”的空间演化趋势，净投资流表现出明显的“郊区化”倾向，形成“中心流出、外围承接”的分布格局。(2)数字产业集聚显著地促进了减污降碳，且兼具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稳健。机制检验发现，数字产业集聚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促进区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3)数字产业集聚对减污降碳协同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效应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呈现“右拖尾U型”特征。同时，在250 km以内为空间溢出效应的“增强”区域，250～450 km之间为“衰减”区域，450 km以外空间溢出效应趋近于0且不再显著。【结论】研究证实了发挥数字产业的集聚效应能够有效地促进区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据此建议推进数字产业集聚与网络化发展、鼓励数字产业跨区域投资，并提出了差异化的减污降碳协同策略。

【目的】面对“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约束，探讨不同碳交易政策工具对减污降碳效果的影响，为实现区域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文基于2003—2021年30个省份的数据，以CO_2和SO_2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采用双向固定效应的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碳交易政策的减污降碳效果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碳市场政策工具的减污降碳作用。【结果】(1)碳交易政策能够显著地降低碳污排放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产生减污降碳效果，并且逐渐趋向于“高水平耦合与优质协调”的协同关系。(2)异质性的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对北京、上海、广东的碳污排放耦合度与协调度的影响大于天津、湖北、重庆、福建，并且对碳排放相对较低地区碳污耦合度、协调度的影响更显著，同时碳交易政策的“降碳”效果相对高于“减污”效果。(3)碳交易政策的减污降碳效应主要由碳价格、碳市场活跃度、碳市场规模、惩罚工具通过产业结构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实现，各项政策工具也具有优化产业结构水平，降低产业间差异的作用，但现阶段无法显著改善能源结构清洁化水平和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结论】因此，应进一步建立健全碳污协同治理体系，提高绿色低碳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结构转型，扩大碳市场规模，完善碳市场政策工具，进而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共赢局面。

研究目的：阐释耕地系统增产—降污—固碳多效协同的科学内涵与提升机制，系统评估增产—降污—固碳潜力，拓新多效协同的技术路径。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增产—降污—固碳多效协同是新时代耕地系统健康、永续利用的客观要求，增产为主导，降污—增汇共同发挥生态系统多功能协同潜力；（2）耕地系统增产—降污—固碳具有高度的协同性和一致性。土壤碳汇形成中物质与能源转化，既是降污自净过程，也是土壤肥力提升过程；（3）耕地系统增产—降污—固碳多效协同潜力巨大，分别可达1.40亿t/a、720.0万t/a和1.49亿t/a，但多效协同应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满足适应性管理和永续利用准则；（4）未来应充分利用生产障碍消减技术、农艺管理革新技术和环境材料交互微生物强化技术，稳妥推进多效协同。研究结论：耕地系统增产—降污—固碳多效协同，既夯实自主粮食增产，又促进生态健康与固碳，有力推动耕地保护转型和技术创新。

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文章在数据包络分析框架下,将大气污染和碳排放纳入3E系统,提出减污降碳协同推进下3E绩效评价思路,定量考察了减污降碳协同推进对中国3E系统及子系统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样本考察期内,减污降碳协同推进推动中国3E系统整体绩效实现年均0.91%的增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减污降碳协同推进对于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在3E子系统层面,减污降碳协同推进有利于经济系统、能源系统和环境系统的绩效提升,但是能源系统的绩效提升面临更大挑战。文章阐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减污降碳协同推进行动中的实践指导意义,对于“十四五”时期推动全社会保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目的】明确莱氏绿僵菌（Metarhizium rileyi）和异色瓢虫（Harmonia axyridis）二者联用能否实现协同增效作用，为高效生物防治蚜虫提供理论依据和应用技术。【方法】通过莱氏绿僵菌孢子喷施异色瓢虫成虫、喷施蚜虫后饲喂异色瓢虫，分别以不喷施莱氏绿僵菌的异色瓢虫和饲喂不喷施莱氏绿僵菌蚜虫的异色瓢虫为对照，测定莱氏绿僵菌对异色瓢虫的直接和间接致病力；对蚜虫喷施莱氏绿僵菌，测定饥饿不同时间的异色瓢虫对其取食选择性；并测定取食莱氏绿僵菌处理的蚜虫后异色瓢虫对蚜虫的捕食能力、产卵量及卵孵化率等指标，明确取食莱氏绿僵菌处理的蚜虫对异色瓢虫捕食蚜虫能力的影响；分别设置先施用莱氏绿僵菌再释放异色瓢虫和单独释放异色瓢虫两个处理，以虫口减退率为指标，利用控制试验测定莱氏绿僵菌与异色瓢虫联合应用对蚜虫的防治效果。【结果】直接致病力与间接致病力评价均表明，异色瓢虫存活率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饥饿处理0 h，莱氏绿僵菌处理组中异色瓢虫对豌豆蚜（Acyrthosiphon pisum）取食选择率显著低于对照组，但在饥饿处理24和48 h后，处理组与对照组间取食选择率均未出现显著差异，这与捕食功能反应模型结论相符；莱氏绿僵菌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异色瓢虫对豌豆蚜的瞬时攻击率分别为0.6585和0.6479，差异不显著（P>0.05）；莱氏绿僵菌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异色瓢虫连续7 d的单雌产卵量分别为161.67和167.33粒，卵孵化率分别为65.60%和67.60%，均未出现显著差异（P>0.05）；施用莱氏绿僵菌后再释放异色瓢虫处理组在释放瓢虫后第2—3天表现出更好的豌豆蚜控制效果，在第2—4天表现出更好的玉米蚜（Rhopalosiphum maidis）控制效果。【结论】莱氏绿僵菌对异色瓢虫在捕食能力、产卵量及卵孵化率方面无明显影响，且施用莱氏绿僵菌后释放异色瓢虫对蚜虫的防治效果得到提高，二者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

铜绿假单胞菌和长枝木霉均对杂交竹梢枯病菌具有明显的拮抗作用。通过室内抗生素、紫外诱变和杀菌剂胁迫培养,获得铜绿假单胞菌和长枝木霉突变菌株,此突变体在形态特征、平板抑菌活性上与原始菌株差异不显著,且具有长期稳定的抗药性。田间喷施突变菌株菌悬液或孢子悬液可以使其成功定殖到杂交竹叶表面。铜绿假单胞菌和长枝木霉的亲和性研究显示,二者浓度低于108cfum L,均无明显抑制作用,具有高度亲和性,这有利于2菌株在杂交竹梢枯病生物防治中协同作用的发挥。利用铜绿假单胞菌悬液和长枝木霉孢悬液进行梢枯病菌田间协同防治试验,结果表明:预先接种拮抗菌防效最高,其次是同时接种,后施拮抗菌防效最低,说明铜绿假单胞菌和长...

本文借助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评价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绩效水平，同时基于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市创建的准自然实验，采用2011—2019年全国282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探究信息消费对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信息消费显著促进数字化以及绿色化发展，进而有助于提升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同时，数字技术创新、就业结构升级以及公众环境偏好是信息消费提升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消费对环境规制较强、市场竞争激烈以及市场规模较大城市的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发挥出更大程度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阐释数字赋能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总抓手。文章基于2013—2020年CO2与四类典型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强度数据，采用时空动态熵值法测度同期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市域数字经济发展（DED）水平，提出并运用贝叶斯时空因果森林模型，研究本地和空间邻接周边市域DED（周边WDED）对本地市域减污降碳协同效应（CPCR）的促进效应及其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中国市域DED和CPCR均呈增长趋势和“西低东高”的空间分布格局。(2)本地DED和周边WDED对本地CPCR的促进效应分别呈“对数函数”型和“S函数”型特征。(3)本地DED促进效应的空间分布符合以“胡焕庸线”为界的“西高东低”空间结构，周边WDED促进效应在西部区域和沿海地区较低，而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南和北方地区。为促进减污降碳协同，需要在多个层面加强对数字经济的支持和优化，包括强化区域平衡、关注空间溢出效应、增强区域发达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等。

中国当前面临着实现“双碳”目标与建设美丽中国这两大艰巨任务，城市作为二氧化碳与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单元，推进城市减污降碳对于中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2011—2019年我国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综合排放当量法、超效率SBM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对比分析三大城市群碳-污综合排放量及SEPC的时空演化及分异特征，并揭示了SEPC的驱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就城市群整体而言，三大城市群碳-污综合排放量均明显下降，SEPC波动上升，其中京津冀效率提升幅度最大，而长三角提升幅度相对较小。（2）就城市群内部而言，三大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排放量差异逐步缩小，SEPC的差异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仅有6个城市处于高效率。（3）产业结构、劳动力集聚、对外开放和政府干预对三大城市群SEPC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效应。鉴于此，从区域协同治理、工业结构转型和政府干预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