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底,笔者就基层政府财政困难问题到四川某市进行了专题调研,深感基层政府财政运行状况与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特征有着直接因果关系,其中甚为突出和关键的是政绩考核制度对财政运行的影响。该市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总人口304万,面积1.63万平方公里。2003年实现 GDP104亿元,人均3424元,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4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39元,全市财

主体功能区规划下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是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推进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关键环节。文章以科学发展观为基本指导思想,依据四类主体功能区的特点、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未来发展定位,分别构建了一套包含三个层级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文章对主体功能区统计数据库的建设、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的确定、考核结果在区域间的横向比较方法等在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文章基于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视角，利用2007—2017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政绩考核、财政分权对社会治理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社会治理总体水平不高，呈稳步上升趋势，整体上表现为“东部>西部>中部”的分布态势；地方政府间社会治理存在明显的互补型策略互动行为，且这种行为在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地区更为明显；经济绩效和财政分权均会抑制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但社会治理绩效对社会治理水平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强调经济绩效并配之更多的财权，会阻碍社会治理水平提升；强调社会治理绩效并配之更多的财权，有利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利用260个地级市数据研究多维政绩考核、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生产效率损失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经济型、经济-生态型和经济-生态-服务型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高位压力均会导致城市生产效率损失,低位吸力则会促进本地区生产效率提升。多元化政绩考核体系能够有效纠正地方政府间竞争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降低城市生产效率损失。不同区位、资源禀赋和人口集聚下各城市之间地方政府竞争策略存在差异。就区位异质性而言,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由竞争而导致的生产效率损失程度更高,但同时也具有更强的集聚力以提高区域生产效率;就资源禀赋异质性而言,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生产效率提高作用更为显著,多元化政绩考核机制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资源诅咒"效应的形成,从而降低地区生产效率损失;就城市规模异质性而言,"用脚投票"机制在超大特大型城市中作用更为显著,不同规模城市提高生产效率途径存在差异。

问责制对于问责对象的行为具有良好的导向、监督和矫正功能,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教育问责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引导、约束和激励地方政府真正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转变教育发展方式,推进教育科学发展。教育政绩考核是问责的基础,地方政府教育问责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要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包括教育优先发展、教育质量、教育公平等重要指标。问责制的完善必须解决"问什么责,对谁问责,谁来问责,怎么问责"等一系列问题。

在中国式分权下,政绩考核直接影响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文章基于地方政府间环境治理策略互动的视角,首先结合分权理论、政治锦标赛、行政发包制等,提出了政绩考核影响地方政府间环境治理策略互动的假说。在此基础上,采用2003-2014年中国27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合理的政绩考核指标和分权体系可以使环境治理向"良性竞争"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环境绩效指标直接增强了地方政府间"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经济绩效指标则减弱了"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进一步地,政绩考核与分权相结合对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产生影响:严格的环境绩效指标通过事权和财权弱化了"竞相到底"的策略互动,强化了"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而经济绩效指标则通过事权和财权强化了"竞相到底"的策略互动,弱化了"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文章据此提出的政策启示是:环境治理须"联防联控",合理设定政绩考核指标,且配之以合理的分权体系。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结构转型到了关键时期,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日益成为影响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改善就业服务,拓宽就业渠道,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建立政府投资就业长效评价机制,是衡量政府促进就业成效的重要手段,对进一步发挥政府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借鉴了发达国家政府就业政绩考核机制,根据中国国情,尝试性地建立了评价方法,希望能对政府建立就业考核机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懒政"是一种隐性腐败,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懒政"的制度根源是什么?文章认为,这源于当前针对地方官员的综合政绩考核制度与不同层级政府机构职能不配套。综合政绩考核中最重要的两项指标是经济和社会指标,而两者是冲突任务,经济改革上要"去产能",社会保障上要保就业。"去产能"可能导致结构性失业,失业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面对冲突任务,地方政府官员会顾此失彼,维持现状是最优选择,这就是"懒政"的制度根源。因此,要解决"懒政"问题,必须减少基层政府官员承担任务的冲突程度。要从纵向政府机构改革入手,重新调整各个层级政府间的任务分工,将冲突严重的一类任务由基层市县政府交给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

分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政府负债运行成为一种常态。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局部凸显,成为我国经济财政领域的突出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性债务与财政相关度极高,地方政府性债务组

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三组利益悖论;利益悖论的破解需要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通过调整政绩考核导向来调节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和行为是破解利益悖论的有效路径之一。采用2005—2017年中国268个样本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规制竞争压力和综合竞争压力对差异化利益的影响以及利益悖论的存在性,并通过改变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来寻求破解利益悖论的政绩考核导向调整方向,研究发现:(1)经济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增长但不利于生态利益增长;经济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负向影响至少可达5年,且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增强,在空间趋势上以1 350 km的地理距离为界先增后减。可见,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过高会激化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两难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俱损。(2)规制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共同增长;规制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正向影响可持续3年,但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弱化,在空间趋势上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趋于强化。可见,增加地方政府的规制竞争压力有利于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共赢,并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两全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互利。(3)当政绩考核中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相等时,对地方政府产生的综合竞争压力还不足以破解三组利益悖论共存的局面;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达到4∶6时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得到破解,达到3∶7时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得到缓解,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也得到破解。可见,政绩考核导向的生态化调整(经济考核权重下降,生态考核权重上升)能够实现三组利益悖论的竞相破解。因此,应对政绩考核导向进行生态化调整,促进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共赢;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追评追责机制,推进当期利益和远期利益的共谋;统筹协调各地异质性利益诉求,增强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共容。

从政绩考核的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动力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作出模型假设,剖析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张的内在机理。在对中部六省地方债务规模估算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单方程回归模型,利用中部六省2001-201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来自于地方政府内部的政绩考核机制产生的激励作用使政府官员具有不断增加投融资的偏好,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债务处于不断扩张的境地。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带来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政绩考核下的政治激励使得地方政府更加偏好"借钱",作为政绩考核的量化指标GDP对地方债务规模具有强烈的扩张效应。

本文从政绩考核与官员异地交流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发现,在中国式分权激励机制和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的背景下,激励机制的扭曲和考核体制的不完善诱发了地方官员行为的短期化倾向,而不规律的官员交流机制使得地方官员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流寇"特征,其短期化偏好进一步被强化。本文通过对中国改革进程中突出的公共服务短缺、资源诅咒陷阱与环境治理不足这三类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印证了前述有关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本文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政策建议。

从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出发，以城市建设投资所需资金来源为起点，将国内贷款与债券之和作为衡量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指标，以期找出影响债务规模形成的因素。实证分析证实：土地财政和政绩利益环境是影响债务规模的主要因素，即土地出让金收入越多，地方政府能够获得的银行贷款就越多，债务规模也越大；财政分权程度越高，举债动机越强，政府的债务规模就越大；官员追求晋升的激励力度越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所需的资金越多，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就越大。

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是影响财政补贴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２年中国Ａ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政绩诉求与财政补贴方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压力越大，财政补贴水平越高。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会选择不同的补贴方式，具体而言，相比于研发补贴等经济总量贡献小、时效性差的补贴方式，地方政府更偏好于进行税收补贴和出口补贴。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政绩诉求下，会通过财政补贴等手段把宏观考核目标传递到企业微观层面。

本文从目前地方政绩考评的局限性入手,对地方政绩考评的目的与内容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新的地方政绩考评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