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发布《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强调要把“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指标，同时，加大资源消耗、环保等指标的权重。在此背景下，本文以2009—2020年彭博数据库有ESG综合评分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该通知发布后，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越大，上市公司ESG表现越好，即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ESG表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提升效应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有企业、公司高管有政治关联、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多的情况下更显著。本文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制度是促进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提升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强调要把“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指标，同时，加大资源消耗、环保等指标的权重。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于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制度对辖区公司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该政策发布后，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越大，辖区公司ESG表现越好，即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制度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ESG表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对公司ESG表现的提升效应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公司为国有企业、公司高管有政治关联、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多的情况下更显著。本文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官员考核制度是促进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提升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基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将环境注意力配置与经济增长目标作为政府绩效考核转型的代理变量，研究其对企业ESG表现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加强对环境的关注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二者呈现倒U型关系，但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发现：环境注意力配置主要影响企业在环境领域的ESG表现，对社会领域和治理领域ESG表现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国有与大型企业样本中的促进作用更强，且高效率企业将更积极地推动绿色转型；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呈现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上述研究从企业治理的视角为政府绩效考核转型的微观影响机制提供了证据支持，为稳步推动形成政府、公众与企业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有益启示。

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政府对环保的注意力不断加强，政府高度重视绿色发展问题。这与企业ESG表现紧密相关。通过2011—2021年A股企业ESG数据，检验地方政府环保注意力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并分析政府制度的异质性在其中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环保注意力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ESG表现；地方政府环保注意力通过命令控制型制度的强制作用、市场激励型制度的引导作用以及公众参与型制度的监督作用促进企业ESG提升；内控水平高、竞争激励以及处于经济政策稳定期间的企业，地方政府环保注意力对其ESG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地方政府环保注意力对企业ESG表现中E和S两个方面的影响显著，对G方面的影响不大。地方政府环保注意力的加强以及政府环境制度的有效结合，能够为绿色经济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我国是实行分权治理的国家,地方政府除了承担中央政府授予的计划生育、教育文化和社会稳定职能外,还被授予极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分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目标的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要设计激励机制来规范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本文从机制设计的角度,一方面考察了当政绩考核为单一的经济增长指标时,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激励机制的结果;另一方面,分析了当政绩考核由单一的增长指标变为综合性指标,并且其中一些指标不易准确测量时,政府官员行为的激励扭曲。基于此,得出了地方政府官员激励机制设计的一些原则。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这一环保考核政策为重污染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并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文章以重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环保考核政策对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保考核对重污染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一促进作用呈现出逐步增强的趋势；当重污染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较高及环境规制较强时，环保考核对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强。机制分析表明，环保考核能够通过促使重污染企业加强技术创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加强内部治理来提升企业ESG表现。研究表明，环保考核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对于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及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现金分红一直以来都是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鼓励和引导上市公司进行连续现金分红也一直是我国政府监管部门引导利润分配的方向,文章关注政府官员腐败这一外部治理环境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影响。通过搜集2003—2014年我国各地区政府官员腐败数据发现,地方官员腐败抑制了所在地区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腐败越严重,上市公司分红意愿越弱,分红比例也越低。同时,地方官员腐败制约了所在地区的上市公司连续分红,腐败越严重,上市公司连续分红的比率越低。文章为上市公司权衡外部治理环境与公司经营政策利弊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同时,我国政府应继续坚定不移地进行政府官员反腐,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宏观经济发展,还对企业微观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影响。

现金分红一直以来都是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鼓励和引导上市公司进行连续现金分红也一直是我国政府监管部门引导利润分配的方向,文章关注政府官员腐败这一外部治理环境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影响。通过搜集2003—2014年我国各地区政府官员腐败数据发现,地方官员腐败抑制了所在地区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腐败越严重,上市公司分红意愿越弱,分红比例也越低。同时,地方官员腐败制约了所在地区的上市公司连续分红,腐败越严重,上市公司连续分红的比率越低。文章为上市公司权衡外部治理环境与公司经营政策利弊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同时,我国政府应

地方政府环保行为往往是引导企业主动进行环境保护投资的最初动因。基于研究结论可知：地方政府环境政策颁布、地方政府排污费征收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正相关，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负相关，地方政府环境处罚力度及环境保护教育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不具有相关性。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关注的重点。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显然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财政政策如何影响企业ESG表现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目前鲜有文献从政府采购角度考察。笔者以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采购对提高企业ESG表现发挥了正向激励效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这种正向激励作用对规模较大的企业、重污染行业和处于成熟期之后的企业更为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政府采购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企业内部控制以及提高企业的市场关注度等渠道为企业提升ESG表现提供内在激励和外在动力。因此，政府应当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府采购政策设计，推动我国企业ESG表现稳步提高；同时企业应当结合自身现状，积极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获取资源支持。

绿色创新是助推企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更是大势所趋。在诸多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因素中，地方政府的政策和策略是不容小觑的。本文在区分政绩考核压力异质性的前提下，运用晋升锦标赛理论、行政发包制及制度理论，构建“政绩考核压力-政策法规调整-绿色创新绩效”的分析框架，并选取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单一考虑经济绩效考核时，地方政府经济绩效考核压力抑制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单一考虑环境绩效考核时，地方政府环境绩效考核压力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在对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进行整体考量的情况下，随着环境绩效指标占比的提高，综合政绩考核压力对绿色创新的负向影响呈现先增后减的形态。机制分析表明，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与环境绩效考核压力主要是通过环境规制和环保补贴这两条路径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还发现，经济绩效考核压力对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地区间没有显著差异；环境绩效考核压力对东部地区、国有企业及非重污染行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拓展了绿色创新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为助推企业绿色转型及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综合调查报告课题组鉴于国家已把实现政府与企业分开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为了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难点与问题，以更好地为深化改革和实现政企分开提供参考依据，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才交流培训中心和深圳社会发...

文章以2010—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在细分过度投资诱因的基础上,首次考察了稳健性会计对不同诱因下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稳健性会计可以遏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当考察过度投资的不同诱因时,稳健性会计对一类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效果较好,对二类过度投资的治理效用有限;当地方政府面临较高的政绩考核压力时,稳健性会计对二类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更差,甚至无法发挥治理效应。上述结论不仅拓展了稳健性会计的研究方向,厘清了稳健性会计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机理,并为近年来我国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制度的改进提供了实证研究证据。

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三组利益悖论;利益悖论的破解需要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通过调整政绩考核导向来调节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和行为是破解利益悖论的有效路径之一。采用2005—2017年中国268个样本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规制竞争压力和综合竞争压力对差异化利益的影响以及利益悖论的存在性,并通过改变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来寻求破解利益悖论的政绩考核导向调整方向,研究发现:(1)经济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增长但不利于生态利益增长;经济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负向影响至少可达5年,且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增强,在空间趋势上以1 350 km的地理距离为界先增后减。可见,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过高会激化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两难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俱损。(2)规制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共同增长;规制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正向影响可持续3年,但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弱化,在空间趋势上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趋于强化。可见,增加地方政府的规制竞争压力有利于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共赢,并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两全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互利。(3)当政绩考核中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相等时,对地方政府产生的综合竞争压力还不足以破解三组利益悖论共存的局面;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达到4∶6时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得到破解,达到3∶7时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得到缓解,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也得到破解。可见,政绩考核导向的生态化调整(经济考核权重下降,生态考核权重上升)能够实现三组利益悖论的竞相破解。因此,应对政绩考核导向进行生态化调整,促进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共赢;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追评追责机制,推进当期利益和远期利益的共谋;统筹协调各地异质性利益诉求,增强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共容。

2004年底,笔者就基层政府财政困难问题到四川某市进行了专题调研,深感基层政府财政运行状况与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特征有着直接因果关系,其中甚为突出和关键的是政绩考核制度对财政运行的影响。该市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总人口304万,面积1.63万平方公里。2003年实现 GDP104亿元,人均3424元,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4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39元,全市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