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利用工具变量和门限模型估计了地方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地方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不同规模城市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与向大城市迁移相比,流动人口向中小城市迁移会更多地考虑公共服务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跨省迁移存在"门槛"效应,而对人口省内迁移表现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基础设施供给也对人口迁移具有积极作用。当社会福利供给水平低于一定"门槛"值时,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不明显,一旦越过"门槛",对人口迁移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文章利用工具变量和门限模型估计了地方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地方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不同规模城市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与向大城市迁移相比,流动人口向中小城市迁移会更多地考虑公共服务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公共品供给对人口跨省迁移存在"门槛"效应,而对人口省内迁移表现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基础设施供给也对人口迁移具有积极作用。当社会福利供给水平低于一定"门槛"值时,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不明显,一旦越过"门槛",对人口迁移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推动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需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动态面板模型考察城市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的影响与区域公共品供给的均等化水平差异有关,在中、西部地区均表现为正的效应,且中部大于西部,而在东部地区产生抑制作用,Tiebout模型在中国的检验存在区域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医疗卫生和文化服务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均存在正向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公共品供给变量的影响为负;教育公共品供给变量影响不明显。

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全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相关数据为依据,分析了中国2000年以来城市化及人口迁移的特征。从全国整体上看:200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增长速度较快,但有减缓的趋势;新增城镇人口和农村—城镇净迁入人口规模仍然较大,但都趋于递减,且净迁入人口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下降。从城市层面上看:城市规模越大,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净迁移人口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就越大;东、西部城市的净迁入率、净迁入人口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率都大于中部城市。进一步在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在人口迁移时代，个体迁移行为如何影响迁移者自身的社会信任直接关系到社会融合与城镇化发展，而这一问题在已有研究中还缺乏经验证据。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2016),实证发现，迁移行为降低了迁移者的社会信任。对机制的分析发现，迁移增强了迁移者的风险感知以及迁移破坏了迁移者的社会网络从而导致风险承受能力下降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此外，迁移对信任的负面作用随着迁移者在迁入地时间的延长而减弱；低技能迁移者和乡、城迁移者的信任在迁移中受到的损害更大，而迁入地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削弱这一消极影响。

文章主要分析劳动力流动与缓解贫困的关系。迁移从总体上改善了贫困地区的贫困程度。通过非参数分析,作者发现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的家庭特征差异对于迁移决策越发重要。而且,禀赋不足的贫困家庭即便有迁移行为发生,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也与其他人有所不同。结合对工资方程的分析,作者发现改善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仅有助于贫困家庭利用迁移,也有助于贫困家庭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好的收益。

文章基于1999～2015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高等教育人口对城市化的影响。结果发现:(1)由于拥挤效应的存在,高等教育人口与城市化之间并非呈简单的正向线性关系。在小型、中型城市高等教育人口对城市化的直接影响为正,而在大型和特大型城市正影响明显降低;高等教育人口对城市化的间接效应均为正,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不断降低。(2)与中西部地区城市相比,高等教育人口对城市化所产生负向的直接影响、正向的间接影响及其减弱的幅度在东部地区城市表现得更为突出。文章认为,应做好城市发展定位,采取优先鼓励高校毕业生进入小型和中型城市工作、严格控制大型和特大型城市的拥挤效应、合理分布高等教育资源等措施,以便充分发挥高等教育人口对城市化的正向作用。

文章构建了引入人口规模约束的产业集聚函数,探讨不同的人口规模区间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机理,利用2004～2017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进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研究结果表明:(1)当城市人口规模在147.59万～211.71万时,专业化和多样化两种产业集聚模式均有利于经济增长,当人口规模在此区间以下时,城市产业宜选择专业化集聚模式,当人口规模在此区间以上时,城市产业宜选择多样化集聚模式;(2)专业化集聚因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和产品多样化的供给能力有限而限制了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多样化集聚则能更好地发挥Jacobs外部性促进家庭和企业关联效应的良性循环,有利于人口集聚和城市规模扩张。中国中小城市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将加快本地剩余劳动力向多样化程度高的大城市迁移。因而,各地方政府应充分意识到"小而全""大而全"、产业结构同质化的危害,顺应市场需求和城市人口两极分化的趋势,鼓励中小城市选择专业化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鼓励大城市根据资源条件和功能定位选择适度多样化的产业发展模式。

地方政府财力的差异决定了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差异，作为平衡地方财力的重要手段，财政转移支付可以通过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差异化影响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财政压力和经济增长压力是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在探究转移支付的公共服务供给效应时较少考虑这种双重压力的影响。 本文认为：转移支付带来的财力增强会激励地方政府增加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进而提升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财政分权导致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使地方政府面临财政纵向失衡压力，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则给地方政府带来经济赶超压力，这两种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更能促进财政收入增加和经济增长的经济建设领域，进而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抑制作用。以16个省区市的237个地级市为样本的经验分析证实了上述观点：地方政府获得的人均转移支付与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包括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显著正相关，而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与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的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显示：转移支付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激励效应存在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的门槛效应，表现为随着压力的增大这种激励效应逐渐减弱；转移支付规模的增加可以弱化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负向影响，但对经济赶超压力负向作用的调节效应不明显，表明转移支付可以直接显著地缓解财政纵向失衡压力，而对经济赶超压力的作用较为间接并可能不明显。 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分析了纵向财政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以及转移支付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考察了在不同的压力下转移支付激励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异质性，有助于深入认识转移支付的公共产品供给激励机制；同时，以地级市为样本的经验分析能够为健全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及促进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有益启示。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应改进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以有效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和完善省以下政府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财税制度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考核机制改革以减轻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压力。

本文对企业迁移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基于中国1998-2008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probit模型进行整体样本及分地区样本检验。研究发现:(1)企业规模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2)企业年龄对企业迁移行为有两方面的影响,"两头"企业较"中间"企业迁移倾向高;(3)企业参与出口并没有显著提高迁移倾向;(4)服务于大市场的企业和拥有低水平基础设施的企业具有较高的迁移倾向。

本文在构建地方公共品最优供给模型基础上,运用湖北省县、市两级面板数据就人口规模、"省直管县"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基于Bordherding-Deacon常弹性拥挤函数的模型比较有效地刻画了地方公共品的供给状况;地市和县人口增加对公共品供给的"规模效应"大于"拥挤效应";在县级公共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为正,价格机制在县域公共品供给中是失灵的,而在地市,价格弹性为负,价格机制发挥着一定作用;无论地市级还是县级,公共品需求的收入弹性都大于1而富有弹性,符合"瓦格纳法则";上级财政补助在改善地方公共服务中的作用不明显。"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使财政层次简化、地方财政关系规范化,促进了县、市两级公共品供给的改善。

本文从人口迁移行为偏好的视角讨论了地区代际流动的重要性。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构建了城市层面的父子社会地位代际流动指标,并将其与城市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相匹配,实证检验了地区代际流动对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区代际流动水平高会降低个体迁出概率,相反代际流动水平低则会对人产生挤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效应主要发生在家庭社会次序较低但具备社会地位跃升能力的高技能人群中,而来自于高社会次序家庭或者低技能的子辈群体则对代际流动的反应不敏感。机制分析显示,地区收入不平等是代际流动影响人口迁移行为的重要传导机制,而个体迁入高代际流动地区会提高自身代际流动水平是其微观行为动机。在多种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下,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本文结论表明,人口在进行迁移决策时具有地区代际流动偏好,机会公平的发展环境不仅是实现社会公正的现实需要,也是城市吸聚人才、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解决人口迁移角度探讨城市化的发展问题,是一个新的边缘学科领域。本文从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预测分析入手,探讨城市化发展与人口迁移的关系,分析不同类型城市吸纳人口能力,从经济效益与容纳人口能力两方面考虑问题,从人口迁移角度探讨应该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文章应用大量的人口普查与经济统计资料,将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通过量化省对地级市政府税收分成的变化指标,将样本分成发达地区、中等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实证检验了税收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规模、地方财政自给及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税收集权对地方财政状况的影响途径存在明显差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应对税收集权的方法不一,税收集权减少了欠发达地区的整体福利水平;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其拥有充足的经济手段发展本地经济以维持原有财政支出,因此,税收集权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