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是地区间资源错配的内在根源之一。基于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程度,并将其与省级层面交通基础设施数据组合成面板数据,分东中西三个地区实证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东部地区存在要素资源相对供给不足,而中西部地区却存在要素资源相对过剩。资本要素在东中西三个地区的错配程度越来越严重,劳动力要素在这三个地区的错配程度则逐渐缓解。而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消除市

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是地区间资源错配的内在根源之一。基于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程度,并将其与省级层面交通基础设施数据组合成面板数据,分东中西三个地区实证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东部地区存在要素资源相对供给不足,而中西部地区却存在要素资源相对过剩。资本要素在东中西三个地区的错配程度越来越严重,劳动力要素在这三个地区的错配程度则逐渐缓解。而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消除市场分割,提高分工精度这三条路径,减轻或消除要素资源错配。分地区比较还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系数,东部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应与技术水平提高、投资规模扩大、配套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改善等措施同步进行,才能充分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效。

为了探寻现阶段加强交通基础设施能否提升城市空气质量,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居民效用、交通基础设施与空气污染的相互作用机理,并运用2000—2012年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为控制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反映样本城市地形特征的城市坡度指数作为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工具变量,估计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加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改善城市空气质量;通过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偏误后,改善作用更加明显,且大于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增加对空气污染的边际影响;与道路投资相比,道路面积的增长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应更好。本文的政策启示是:现阶段城市建设应该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并举,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侧角度,寻找城市空气污染难题的解决思路,实现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平衡与充分发展。

经济韧性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对外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提高城市开放程度和对外联系水平，这使城市更容易受到外部干扰，还是有利于城市利用外部资源抵御冲击，是亟需解答的问题。在测算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基础上，基于2007-2020年高铁开通数据和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对外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这种提升作用在不同区域、不同等级和不同内部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城市间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活跃创新创业、提升人力资本和促进产业集聚是对外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增强城市经济韧性的传导机制。此外，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具有溢出效应，对周边城市产生显著的间接扩散作用，带动区域协同发展。

培育调动超大规模国内市场资源，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增加，是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作为一项典型政府生产性支出，高铁建设可能会对消费市场发展产生挤入或挤出两种方向的作用。本文从典型居民消费需求出发，建立两城市内贸框架，推导高铁影响消费市场发展的理论模型，从居民闲暇时间配置微观视角和市场一体化宏观视角，提出高铁影响消费市场发展的两种理论机制。基于理论模型，本文使用2007年至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高铁能否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并分析其作用机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可以显著激发外围城市的消费市场发展，但对中心城市没有产生显著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从微观个体视角和宏观市场总体视角来看，高铁产生积极影响的作用机制主要来自于影响居民闲暇时间配置和减轻商品市场分割程度。上述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也即推动高铁建设，有利于挖掘调动外围城市消费市场潜力，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利用2009-2013年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从微观视角研究了高铁建设对企业生产率以及资源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上来看,高铁开通促进了企业生产要素流动,降低了生产要素在企业间的错配程度,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并且城市可达性水平提升越多,开通高铁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生产要素配置的优化作用就越大;从行业异质性来看,高铁开通更多地促进了资本密集型企业生产要素的再配置及生产率的提高;从城市规模异质性来看,与大中城市企业相比,高铁开通对小城市企业生产率及资源配置的影响较大。

基于全球夜间灯光数据(DMSP-OLS),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考察了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包括本地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回馈效应;铁路的"增长效应"高于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的"增长效应"高于其他等级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即一个地区市场规模越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大。其中,对于本地市场规模较大,而国外市场规模较小的地区,铁路网的覆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而对于本地市场规模和国外市场规模越大的地区,公路网的覆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大。

科学评估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于微观家庭福利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匹配2012～2018年县域高铁开通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高铁开通对于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县域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本地家庭的旅游行为，相较于“非高铁县”的家庭而言，“高铁县”家庭的平均旅游出行概率和旅游消费金额均明显更高，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不变。机制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带动效应主要通过改善出行条件、增加出行人次、扩大出行半径，以及促进家庭就业和收入增长等渠道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闲暇时间更充裕的家庭而言，高铁开通对其旅游消费的提升作用更强，高铁也更促进了家庭的短期污染规避行为。本文从微观视角研究了“高铁时代”的旅游经济发展，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助力国内大循环提供经验证据。

基于全球夜间灯光数据(DMSP-OLS),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考察了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包括本地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回馈效应;铁路的"增长效应"高于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的"增长效应"高于其他等级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即一个地区市场规模越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大。其中,对于本地市场规模较大,而国外市场规模较小的地区,铁路网的覆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而对于本地市场规模和国外市场规模

以是否开通高铁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契机,采用中国2004—2016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实证考察高铁开通对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的收入效应和集聚效应总体上有利于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高铁开通的污染减排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和泛珠三角地区的污染减排效应更为显著。之后,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处理结果均支持高铁开通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降低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对作用机制的进一步检验结果显示,高铁的收入效应和集聚效应在实现单位产出污染减排上的积极作用有赖于高铁网络下发生的要素结构优化。

自1997年以来,中国实施了6次铁路提速,这可以看做是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改善的一次自然实验。本文选取京广线和京沪线作为铁路提速代表,构造了1994～2006年提速铁路线沿途站点和其他未提速站点相对应的城市一级面板数据,利用倍差法系统考察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铁路提速促进了沿途站点的经济增长。在整个铁路提速期间,相对于未提速站点,铁路提速将提速站点的人均GDP增长率提高了约3.7个百分点;同时,在铁路提速后期,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在现有"分权竞争,集权晋升"的官员治理模式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承载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主要任务。文章基于省级官员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地方官员更替对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行为及地区投资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1)"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效应确实存在,官员更替显著增加了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官员变动频率的增加则显著带动了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波动;(2)省级官员的更替与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之间存在可识别的模式:任期初期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即将离任时的避免"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意味着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官员任职初期逐渐增长,而后缓慢下降,呈现倒"U"形特征。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路径。信息基础设施作为网络强国建设的“新基石”，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公共资源。在分析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双循环发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6—2022年我国284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内循环系统和外循环系统构建双循环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政策冲击事件，利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系统考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双循环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赋能双循环发展。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及内生性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分析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双循环发展产生的显著正向影响，呈现出从西部地区到中部地区、再到东部地区，从三四五线城市到一二线城市，从外围城市到中心城市依次递增的地理梯度特征。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劳动力收入、促使供应链配置多元化和提升供应链效率的渠道促进双循环发展。基于此，提出政策建议，第一，加快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部署，打通双循环发展的堵点。政府需要以数字中国为导向，持续升级和改造传统基础设施，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布局。第二，推进技术创新、提高劳动力收入、优化供应链配置和提升供应链效率。改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环境，以缓解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再生产环节循环信息差，推动“引进来”与“走出去”协同发展。第三，结合自身实际发展情况，采取因势利导和因情施策的政策。引导发达地区为欠发达地区提供试点政策的可行性经验和技术指导支持，欠发达地区需要结合自身产业结构特点、资源禀赋优势、地理区位条件，积极学习发达地区的经验举措，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实现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的动态循环。

文章利用2002-2016年我国25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信息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呈现区域差异;在东、中部地区,电信网络基础比信息服务水平的影响更大,而在西部地区信息服务水平的影响更大;在信息行业快速发展时期,电信网络基础与信息服务水平之间呈现互补效应,并且对信息服务水平有拉动作用。因此,要注重优化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提升信息服务水平;提高中西部以及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缩小区域和城乡差距;加快信息化基础设施改造升级,为大数据革命奠定发展基石。

信息基础设施作为生产所需的要素资源，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本文以“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和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评估“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前后企业转型升级的效果差异，结果发现：“宽带中国”战略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促进企业间良性互动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且“宽带中国”战略的受益范围在上下游企业之间具有扩散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如果企业所在地营商环境优良，且企业自身重视创新努力，则“宽带中国”战略的积极效果会更加明显。研究结论为信息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