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表明,低储蓄率与高杠杆率的组合极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构建了包括国民储蓄率、内外债杠杆率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统一分析框架,提出了解释国民储蓄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关系的三个假说,并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第一,高内债杠杆率下,国民储蓄率下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较低;高外债杠杆率下,国民储蓄率下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较高。第二,在国民储蓄率下降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净流入同时增加了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经济增长乏力增加了发达经济体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第三,高外债杠杆率引致发展中经济体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比发达经济体更高。由于自2008年开始,中国也出现了国民储蓄率下降的情况,本文认为,中国应该努力保持国际收支平衡,通过严防外债杠杆率上升,更好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我国居民储蓄率"拐点"已经到来储蓄是影响投资的重要因素,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过去四十年,高储蓄、高投资是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我国居民储蓄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不仅高于主要发达国家,而且在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当中也居于前列。但是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率进入持续下降的区间,从2010年的最高

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独特金融结构决定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对于银行体系从而高储蓄率的依赖。因而,研究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以及其波动趋势并在宏观调控层面予以关注、监控就应成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

2008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而现有文献对此现象还缺乏足够的解释。本文利用2008—2016年资金流量表数据,分解了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国民储蓄率下降的贡献。研究发现,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国民储蓄率下降的贡献较大,居民部门对国民储蓄率下降的贡献较小。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民储蓄率的下降可归因于居民储蓄动机的变化、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和红利支出的增加、政府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和政府消费的刚性上升。由于剩余劳动力减少、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上述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的因素都将是长期趋势。为了对冲储蓄率下降带来的经济增长压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这就需要对有关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扩大消费和改善投资效率上。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金融发展会同时影响家庭储蓄与企业投资,从而是决定国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基于世界银行1973—200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动态面板回归发现金融发展与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储蓄率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逐步提高,而当金融市场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储蓄率则随之下降。为解释以上实证发现,本文构建了一个家庭与企业均受融资约束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本文证明了金融发展会降低家庭的储蓄动机,同时又会提高企业的投资需求。由于均衡储蓄率由家庭储蓄与企业投资共同决定,模型蕴含了金融发展与总储蓄率之间的非单调关系。数值模拟显示,本文模型能够解释金融发展与储蓄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

金融发展会同时影响家庭储蓄与企业投资,从而是决定国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基于世界银行1973—200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动态面板回归发现金融发展与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储蓄率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逐步提高,而当金融市场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储蓄率则随之下降。为解释以上实证发现,本文构建了一个家庭与企业均受融资约束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本文证明了金融发展会降低家庭的储蓄动机,同时又会提高企业的投资需求。由于均衡储蓄率由家庭储蓄与企业投资共同决定,模型蕴含了金融发

过度储蓄与金融风险赵福昌随着改革日益深化，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分配过度向个人和家庭倾斜，从而引起了居民储蓄的过快增长（居民储蓄有两个口径，一是广义的储蓄，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扣除消费支出剩余的部分，包括居民的银行存款、现金、股票、债券等；二是...

防范资本市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既是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中央高度关注的政策任务。时至今日,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加大,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不断暴露,防范资本市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情势变得更加严峻。防范资本市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不仅需要关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潜在风险点,进而提出针对性化解举措,而且需要剖析资本市场风险联动基本规律,进而提出防范资本市场交叉性

在美元加息、经济增速下降的背景下,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不断上升,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引致的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包含资金外流、对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冲击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

构建金融开放指标和不同风险面组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体系,通过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SVAR)分析金融开放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内部的传导效应。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开放整体有效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宏观经济与货币流动风险,但加剧了外部市场与资产泡沫风险累积,且近期有进一步扩大不良影响的趋势;系统性金融风险内部存在传导机制且风险间会同向影响,扩散效应明显。根据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开放条件,中国应将深化金融开放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相结合,推动金融业全方位、有序开放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动选择,也是疏通系统内部风险消化渠道的重要举措。

5月13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在京举办了《2017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第一季度报告》发布研讨会。报告运用股票市场、债权市场、CDS市场和期权市场等相关指标,区分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进行总体评估,得出2017年一季度以来中国整体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已呈下降趋势。但指出,目

5月13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在京举办了《2017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第一季度报告》发布研讨会。报告运用股票市场、债权市场、CDS市场和期权市场等相关指标,区分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进行总体评估,得出2017年一季度以来中国整体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已呈下降趋势。但指出,目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历来是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为了探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有效降低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从风险传染视角出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时间为节点,分成三个时间窗口运用ARMA-EGARCH-t模型和EVT-POT模型对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的边缘分布进行建模,随后运用Vine Copula模型分析了金融子市场间相依性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金融市场间的风险传染改善程度有限,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降低还不明显。为了更好地凸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适应新发展格局,我国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

本文研究我国经济金融化对杠杆率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测度杠杆率水平，基于8个经济部门的24个相关因子抽取系统性金融风险信息，利用时变参数因子增强向量自回归(TVP-FAVAR)模型构建杠杆率、金融化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间的动态关系，并进一步研究杠杆率和金融化的溢出效应及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基于2004—2019年季度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化程度的提升对宏观杠杆率产生正向冲击，对微观杠杆率产生负向冲击，且冲击在2008年后快速减小；宏观杠杆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负向冲击，而在2008年后转为正向且冲击逐渐增大，微观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与宏观杠杆率相反。这些结果表明，综合考虑宏观和微观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差异化影响，可以更好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