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国有企业经营决策是我国特有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是否会增加国有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文章以2006-2012年国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信号传递的角度研究了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如何影响其审计师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存在"交叉任职"的国有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且这一现象在公司业绩较好以及党委书记政治升迁动机较强时更加明显,从而验证了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的信号传递效应。文章的发现丰富了嵌于企业政治行为的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理论,扩展了现有文献,同时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国有企业经营决策是我国特有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是否会增加国有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文章以2006-2012年国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信号传递的角度研究了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如何影响其审计师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存在"交叉任职"的国有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且这一现象在公司业绩较好以及党委书记政治升迁动机较强时更加明显,从而验证了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的信号传递效应。文章的发现丰富了嵌于企业政治行为的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理论,扩展了现有文献,同时具有一定

本文以2005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5108个年度观测样本为研究对象,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研究企业成长性对于审计收费和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处于高成长的企业,越倾向于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处于高成长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四大"来为其提供审计服务。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我国公司治理最大的特点,并且是制约内部人控制的重要的平衡力量。本文以2008—2010年A股披露了党委会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管层人员重合与任职信息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党委会"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这一领导体制为研究对象检验其对公司治理、董事会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党委会"双向进入"程度与公司治理水平呈倒"U"型关系,与董事会效率正相关,而"交叉任职"可以显著影响公司治理水平,但董事长担任党委书记不利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研究结果为我国优化政企关系、党企关系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参考。

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如何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融合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党组织建设和公司治理内涵来看,两者分属不同的研究范畴,但二者是构成国有企业组织架构的核心要素。本研究首先,剖析国有企业的特征及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进而从股权利益结构、所有者虚位、内部人控制、监事会功能、经理层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总结深化改革阶段的国有企业治理问题;其次,构建党组织融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途径和方式,分析党组织融入公司治理对国有资产流失以及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最后,总结党组

本文以2007—2017年深沪两市上市的国有企业为样本,在考虑决策环境的情况下,分析了党组织治理与企业创新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存在"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会倾向于选择实质性创新策略,会更加重视创新"质量",而且这一现象在企业组织冗余较多和受产业政策鼓励时表现的更加明显。

基于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中党组织治理效果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在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模式选择问题。实证结果显示:在全样本国有企业中,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程度与企业绩效无显著相关关系;在公益类国有企业中,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程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且决策嵌入和执行嵌入水平越高,企业绩效越好;在商业类国有企业中,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程度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且监督嵌入水平越高,企业绩效越好。研究结果表明,在坚持国有企业党组织领导核心的前提下要"因企制宜",积极探索分类改革背景下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机制的有效途径,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率。

我国上市公司的审计师选择行为是否具有信号传递作用?这对推动我国审计师行业发展和扩大独立审计的市场需求基础十分重要。通过2001年至2006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选择大规模审计师,能向市场传递利好信号,加快公司资本结构优化调整速度。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审计师选择具有不同的边际效应,为促进资本结构优化调整,民营上市公司对国内"十大"审计师的需求更显著。

<正>国有企业作为承担着国计民生基础保障的重要经济组织,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运行和国势昌盛,其稳健发展无疑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有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有机结合,实现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披露创新活动信息是企业彰显研发技术优势和获取投资者认同的重要方式，但同时也会因为泄露研发知识和技术细节而引致专有成本，这使得企业在有效揭示和传递创新专有性信息时遭遇两难抉择。本文以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是否会通过审计师选聘来纾解创新专有性信息传递的困境。研究发现，创新产出越多和创新效率越高的企业，越偏好选聘研发审计专长水平更高的本地审计师。进一步研究表明，当企业创新产出的独特性强、可验证性弱、创新价值被低估以及创新披露专有成本大时，这种偏好表现得更加明显。此外本文还发现，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偏好选聘具有研发审计专长的本地审计师并非缘于降低代理成本和获取外部融资的需求所致，也并非由审计合谋动机所驱使，反而是本地审计师能有效遏制管理层研发费用操纵行为，并收取了更低的审计费用。本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活动信息传递与审计师选聘策略方面的研究，增补了审计师专长作用方面的文献，同时也为投资者有效评判企业创新信息和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中。十八大以来,"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是党组织内嵌公司治理结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已在大多数国有企业落地。基于经验材料,文章系统分析"讨论前置"的历史脉络、实践困境、制度目标,探讨制度设计方案,并从整体上论述了其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意义。

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有机嵌入公司治理体系是我国特有的制度安排，也是新一轮企业改革的重要抓手。现有文献研究表明党组织嵌入有效改善了企业的公司治理和经营绩效，然而对于党组织嵌入能否改善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党组织嵌入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有效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而被审计单位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是决定审计师决策的重要因素，因而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会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性的强弱与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大小有关。当企业初始的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如内部控制质量较差)时，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较大，因而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的相关性也较强；当企业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工作加强时，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会增大，因而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的相关性也会增强。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党组织嵌入(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与审计师决策(审计意见和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和审计收费显著负相关，被审计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负向调节这种负相关性(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会弱化负相关性),且在党的十八大后这种负相关性比之前更显著。可见，党组织嵌入必须有效改善公司治理并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才能提高审计师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和降低审计收费；党组织嵌入不仅会带来企业自身的效率提升，还可以改善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降低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和效率提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尝试从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的关系角度探究党组织嵌入带来的积极影响，拓展了关于党组织嵌入的经济效应研究，也深化了关于审计师决策影响因素和机制的研究。本文通过对被审计企业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党组织嵌入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以及传递积极信号降低企业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交易费用，有助于深化对党组织嵌入的整体效应认识，进而为进一步完善企业党组织嵌入机制和加强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卖方为国有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考察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对国有企业出售国有资产或股权时索要并购溢价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当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时(与没有参与公司治理情况相比),国有企业在出售国有资产或股权时索要的并购溢价水平会相对较高;(2)当国有企业党组织成员参与董事会或监事会治理时,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对并购溢价水平会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当党组织成员参与高管团队治理时,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对并购溢价水平的正向作用并不显著;(3)在卖方为地方国有企业中,党组织治理参与对并购溢价水平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卖方为中央国有企业中,党组织治理参与对并购溢价水平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

以2012～2019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及机理。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能有效促进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并且该促进作用在法制环境较差和媒体关注度较低的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因控制人层级不同而存在差异，相对于中央国企，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地方国企内部控制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此外，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是通过改善内部环境、强化内部监督的中介路径实现的。

如何发挥党的领导在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通过党的领导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是我国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然而,作为党的领导的重要体现与重点,我国国有企业董事会党组织治理如何影响国有企业尚未得到充分的揭示与验证。本文首次基于团队非正式社会结构的视角,集中研究我国国有企业董事会党组织治理对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的影响,进而探究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情景边界。基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董事会党组织治理对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平等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一般情况下,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平等化对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却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只有在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时,国有企业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平等化才正向显著影响公司绩效。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其揭示了国有企业组织内部运作机制能够为创新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与方式提供重要的机会,而国有企业党组织优势在董事会的发挥单凭"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形式仍不够充分,还需与组织内外部环境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