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00-2021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县域公共服务指数变化呈现出“N”型态势，中国西部区域的公共服务指数上涨幅度较大。此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能有效提升县域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且政策实施时间越久，促进效应越强。该政策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而财政自给率与经济集聚水平在该政策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此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还具有促进邻近县域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溢出效应。

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面临着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供给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这是困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难题。本文以生态功能区制度和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为例,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分析模型,讨论了在环境保护目标下,地方政府在面临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后的行为反应及其策略选择。本文利用2003～2014年全国县级面板数据,识别了两类制度安排对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影响及其差异,关注了背后的激励扭曲效应。实证结果发现:(1)生态功能区制度和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环境质量,提升了地方政府生态治理的努力程度,但是改善程度和努力程度呈现出递减和弱化趋势;(2)两类制度所带来的环境改善是以弱化发展(工业发展)激励为前提的,但是也带来了财政收入下降、财政支出上升、收支缺口扩大,公共服务水平相对下降;(3)在生态功能区县(市)或享受生态转移支付的县(市)中,财政收支缺口越大时,生态县(市)发展工业的激励越强,工业发展水平越高时,公共服务水平相对更高,但带来了环境污染加剧,这是激励扭曲一种表现;(4)生态功能区制度政治激励不足所产生的扭曲效应显著高于转移支付制度,其与绿色晋升激励不足(缺失)有关。在绿色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会因制度安排不全和激励不足产生扭曲,当现有制度安排无法有效弥补县(市)因保护生态环境而放弃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时,地方政府为了保障机构运转和公共服务需要,则会通过发展一定规模的工业来弥补公共服务成本,进而影响了生态环境治理效果,政治激励不足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扭曲效应。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公式中的生态因素权重,适当扩大生态功能区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设置差异化生态绩效考核梯度,建立和推行绿色晋升机制,对解决激励扭曲效应和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008年,中央财政启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文章回顾了此项转移支付政策的演化过程。为评估相关政策成效,我们选取了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的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市)和2个省级生态功能区开展调研,了解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使用与监管等情况。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存在资金测算分配不合理、生态支出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资金分配不科学、转移支付力度不足、监测效果与考评错位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保障、技术保障和发展转型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2008年,中央财政启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文章回顾了此项转移支付政策的演化过程。为评估相关政策成效,我们选取了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的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市)和2个省级生态功能区开展调研,了解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使用与监管等情况。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存在资金测算分配不合理、生态支出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资金分配不科学、转移支付力度不足、监测效果与考评错位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保障、技术保障和发展转型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关系我国宏观区域和微观区域的生态安全。国家对这类区域的开发和建设制定了一系列禁限政策,同时对这类区域因开发和建设受限而制定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通过对政府规制下和基于最小安全标准约束下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益本分析,得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理论标准。运用这一理论标准考察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的分配依据、计算公式、资金使用、考核与激励约束的规定,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效果不显著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密切相关。

中国在2008年开始试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以通过集权倾向的措施解决环境分权治理产生的不利影响,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为研究这一指定用途的转移支付机制与当前分权体制是否协调,本文对政策的制度变迁和特征事实进行了梳理,在分权体制框架下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机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转移支付达到了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目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激励效应;转移支付机制与分权体制还存在改善的空间,环境分权对政策效果有促进作用,而财政分权抑制了政策效果的发挥。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通过中央政府和县级政府签订生态补偿契约的形式实施的。中央政府应避免＂一刀切＂政策，构建以生态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生态转移支付差异化契约。文章通过中央政府和县级政府委托代理行为选择的分析，发现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中央政府除支付保留效用和努力成本外，还需要支付风险成本和信息租金。随后，文章对理论分析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收益共享系数和信息租金都随产出方差、风险规避度和成本效率参数递增；风险成本随产出方差和风险规避度递增，随成本效率参数递减。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具有实施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善民生的政策目标。由于财力较弱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既缺乏改善民生的资金,又缺乏生态环境保护的资金;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因保护生态环境成本较大需要更多的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因此,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须通过平衡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以提高所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与民生水平。为了验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是否具有向财力较弱与生态环境质量较差地区倾斜的特性,本文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公式进行了推导,并以陕西省为例对资金的分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公...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主体功能区建设背景下协调区域利益的重要措施,合理的考核与激励机制则是保障资金使用效果、提高区县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性的重要制度保障。从中央与区县政府之间的一般"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出发,分析了引入相关可观测变量、构建相对绩效激励机制对改善考核激励效果、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在激励合同设计中应该考虑改变现有的单一指标考核体系,将有利于揭示区县政府努力程度及外部不确定性的可观测变量纳入考核指标体系中,以尽可能完善双方的信息状况;并结合区域所面临的系统风险情况,构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主体功能区建设背景下协调区域利益的重要措施,合理的考核与激励机制则是保障资金使用效果、提高区县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性的重要制度保障。从中央与区县政府之间的一般"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出发,分析了引入相关可观测变量、构建相对绩效激励机制对改善考核激励效果、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在激励合同设计中应该考虑改变现有的单一指标考核体系,将有利于揭示区县政府努力程度及外部不确定性的可观测变量纳入考核指标体系中,以尽可能完善双方的信息状况;并结合区域所面临的系统风险情况,构建基于相对绩效的激励机制,从而实现考核激励合同的优化。

地方政府财力的差异决定了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差异，作为平衡地方财力的重要手段，财政转移支付可以通过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差异化影响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财政压力和经济增长压力是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在探究转移支付的公共服务供给效应时较少考虑这种双重压力的影响。 本文认为：转移支付带来的财力增强会激励地方政府增加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进而提升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财政分权导致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使地方政府面临财政纵向失衡压力，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则给地方政府带来经济赶超压力，这两种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更能促进财政收入增加和经济增长的经济建设领域，进而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抑制作用。以16个省区市的237个地级市为样本的经验分析证实了上述观点：地方政府获得的人均转移支付与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包括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显著正相关，而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与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的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显示：转移支付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激励效应存在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的门槛效应，表现为随着压力的增大这种激励效应逐渐减弱；转移支付规模的增加可以弱化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负向影响，但对经济赶超压力负向作用的调节效应不明显，表明转移支付可以直接显著地缓解财政纵向失衡压力，而对经济赶超压力的作用较为间接并可能不明显。 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分析了纵向财政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以及转移支付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考察了在不同的压力下转移支付激励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异质性，有助于深入认识转移支付的公共产品供给激励机制；同时，以地级市为样本的经验分析能够为健全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及促进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有益启示。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应改进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以有效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和完善省以下政府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财税制度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考核机制改革以减轻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压力。

本文基于我国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和非对称反应模型，考察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地区间税收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存在显著的税收竞争行为，并且以“竞次”特征为主，而转移支付制度整体上能够有效地缓解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同时，转移支付的政策效应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当转移支付力度过高时，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从不同类型转移支付的影响来看，一般性转移支付能够发挥弱化地区间税收竞争行为的作用，税收返还在考虑经济因素后则会加剧地区间的税收竞争，专项转移支付则没有显著影响。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转移支付对地区间财政支出竞争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从而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参与税收竞争的力度。本文的研究对于完善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及引导地区间良性税收竞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中共中央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地位的背景下,生态环境绩效指标在整个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调整政绩考核内容和指标权重能否起到引导地方官员行为的作用?文章基于2011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数据,检验了生态文明建设对县级官员晋升的影响。结果发现,生态环境绩效对县委书记的晋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县长的晋升影响不显著;传统晋升锦标赛理论认为有重要影响的经济绩效对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晋升都没有显著影响。

均衡性转移支付作为县级财力重要来源，其制度平稳运行影响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能否实现。基于均衡性转移支付在层层分解下达过程中规模和时间不确定性的特征事实，分析这一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县域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进一步利用2015—2021年西部Y省40个县(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均衡性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抑制了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升，且时间不确定性的负向作用要大于规模不确定性，工具变量法证明了这一结论的稳健性；机制分析表明：均衡性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改变了地方政府支出的优先次序，不利于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升；拓展性分析显示：地方官员更替会进一步放大均衡性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负向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为认识均衡性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对完善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分税制改革后,多数地方政府依赖上级的转移支付提供公共产品,本文重点考察转移支付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利用江西省多年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经过对模型形式、数据结构、变量内生等问题的处理后,作者认为存在"粘蝇纸效应",即上级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大于地方自有收入的影响,县级政府更倾向于将上级的补助用于教育事业,主要原因在于样本期内专项转移支付占总转移支付的比重较大,由此直接激励了教育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