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级新区提升城市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是解决我国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议题。文章将国家级新区的设立视为一次拟自然实验，以2005—2019年我国69个大中城市为样本，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国家级新区对提升城市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国家级新区显著提升了主体城市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且提升效应至少可持续7年；（2）国家级新区通过市场化机制和城市创新机制显著提升了主体城市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但政策优惠机制并不显著；（3）国家级新区对邻近城市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存在帕累托改进，即在对周边100千米内城市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不存在显著负向虹吸效应的同时，显著提升了周边100～150千米内城市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政策试验田",国家级新区肩负着引领地区经济发展、落实区域发展战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的历史使命。基于2006—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及地级以上行政级别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以评估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设立国家级新区能够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并且存在1～2年的政策预期效应;中西部地区国家级新区比东部地区国家级新区能更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低行政等级城市的国家级新区比高行政等级城市的国家级新区能更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跨行政区域的国家级新区比单一行政区内的国家级新区能更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厘清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发展影响理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其影响效果、作用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及衰减边界。研究表明：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曲线关系，技术进步、资源利用效率以及市场化是重要的作用机制；产业协同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其溢出效应大于直接效应。技术进步与资源利用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市场化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但效果更明显；直接效应变动较平缓，溢出效应与总效应的波动更明显且呈现出波动中上升趋势。并且随着地区间地理距离的增大，溢出效应衰减边界明显“，虹吸效应”与“涓滴效应”依次出现。

新时代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有效的产业政策实施，更需要注重与环境保护目标的衔接。文章利用2006—2020年中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国家级高新区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DID方法，评估以高科技产业政策实施为核心的国家级高新区设立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国家级高新区设立为代表的产业政策实施对本地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显著，对邻近城市的空气质量提升亦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级高新区设立对资源型城市空气质量具有更强的影响效应，且在互联网发展水平较高和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其改善效应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产业协调、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是国家级高新区推动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三个传导途径。

文章通过构建广西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指数和内在集聚机理面板模型,利用广西14个地级市2003—2016年的观测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广西各地级市历年的产业协同集聚演化特征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在分行业产业协同集聚中变得更加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异质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城市间的分行业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对比上,而且体现在同一城市内的分行业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对比上。追根溯源,发现广西产业协同集聚的内在机理在于:构成产业专业化集聚对广西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机理基本相左,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能驱动广西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升,优越的产业要素条件能整体拉动广西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提升,当地政府的扩张式干预抑制了广西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升。

【目的】摸清辽宁省仙人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底数，能够有效提高区域环境质量，增强区域生态服务功能。【方法】以自然保护区主要森林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根据辽宁辽东半岛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2018年实测数据和森林规划调查数据，采用模型量化、分布式测算、相关分析等方法，选择支持、调节和供给3大服务6个功能类别，研究了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服务的物质量及权衡与协同作用。【结果】（1）森林生态服务物质量：支持服务644.42×10~3 t/a，包含保育土壤量644.10×10~3 t/a、林木养分积累量323.85 t/a；调节服务41.61×10~3 t/a，包括固碳释氧量40.16×10~3 t/a、大气净化量1 454.87 t/a；供给服务中，提供水源量148.27×10~7 m~3/a、供给负氧离子量274.97×10~(20)个/a；表现为：保育土壤量>固碳释氧量>大气净化量>林木养分积累量。（2）各评价指标物质量：森林保育土壤中，固土量555.15×10~3 t/a，保肥量88.95×10~3 t/a；森林积累营养量为氮固持（291.02 t/a）>钾固持（25.33 t/a）>磷固持（7.50 t/a）；森林吸收碳28.56×10~3 t/a、释放氧11.60×10~3 t/a；森林吸收气体污染物量为二氧化硫（817.50 t/a）>氮氧化物（255.80 t/a）>氟化物（242.00 t/a），阻滞TSP、PM_(10)和PM_(2.5)分别为82.3、46.7和10.6 t/a。（3）优势树种（组）生态服务物质量前三的树种（组）有天然次生栎类林、赤松林和落叶松林，生态服务物质量与林分面积、蓄积量有显著协同性（r> 0,P <0.05），与胸径、树高和郁闭度为协同作用（r> 0）。（4）保护区行政村生态服务物质量是管理局最高，而三架山村最低；支持与调节服务存在权衡作用（r <0），支持与供给服务存在协同作用（r> 0），调节与供给服务同时存在协同和权衡作用。【结论】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的保育土壤、固碳释氧、提供水源和供给负氧离子服务量突出；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对生态服务物质量起重要作用；生态服务之间普遍存在协同和权衡作用。空间上，封山育林、防止林业用地流失；林分上，保护珍稀树种，增加树种类型，促进林分更新演替，就地保护和植树造林相结合；多措并举、遵循自然规律是提高生态服务的有效措施。

在全面推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产业协同集聚已成为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新引擎。基于2005—2019年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考察产业协同集聚与城市创业活跃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产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了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和人才集聚是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重要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的促进效果在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之后，东部地区以及一、二三线城市更明显，且在城市群城市的促进效果比非城市群城市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在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中发挥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地方政府创新竞争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据此提出加快推进“双轮驱动”的产业协同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制定城市创业政策，优化地方政府竞争体系等政策建议。

基于国家级新区发展历程和成效的分析,指出国家级新区作为重要的区域政策,其实际发展成效与原定政策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主要体现在:国家级新区数量快速扩张,增长极核作用逐步减弱;规划规模过大,助推中心城市蔓延;土地使用粗放,"产城分离"问题较为突出;政府主导开发,加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等。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级新区政策的理论基础不适当、出台过程不规范和执行过程缺监管,导致政策效力较低,且带来资源错配和产能过剩风险。最后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暂停国家级新区的审批;评估既有国家级新区选址和规划的科学性;明确监管责任,加强实施过程的政策指导;完善实施机制,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等。

基于国家级新区发展历程和成效的分析,指出国家级新区作为重要的区域政策,其实际发展成效与原定政策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主要体现在:国家级新区数量快速扩张,增长极核作用逐步减弱;规划规模过大,助推中心城市蔓延;土地使用粗放,"产城分离"问题较为突出;政府主导开发,加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等。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级新区政策的理论基础不适当、出台过程不规范和执行过程缺监管,导致政策效力较低,且带来资源错配和产能过剩风险。最后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暂停国家级新区的审批;评估既有国家级新区选址和规划的科学性;明确监

我国共设立了19家国家级新区。国家级新区承担着探索改革与先行先试、辐射带动区域发展、提升区域及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使命。通过对已设国家级新区空间布局与功能定位的比较分析,将其分为改革开放先锋区、区域增长极核、特殊类型功能区三种类型,并从国家战略、区域布局、政策供给、体制机制等方面阐释我国国家级新区的改革创新导向。

【目的】产业集聚是城市协同分工发展的产物，是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探究产业集聚对城市生产性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其作用路径与效果，可为优化城市群资源配置提供科学参考。【方法】本文首先从城市经济理论出发，构造“产业集聚—生产改善—土地利用—配置效率”作用路径阐释产业集聚影响土地配置效率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2009—2018年全国九大国家级城市群128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松弛值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算了生产性用地配置效率，并实证检验了其与产业集聚水平的关联，从区域阶段效应、产业集聚特征效应视角分析了其作用差异与机理。【结果】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中国城市群生产性用地配置效率呈上升—下降—上升的演化趋势，且在地理分布上大致表现出东部和东北部上升、中部平稳、西部下降的空间差异。(2)产业集聚程度提高能显著促进生产性用地配置效率的提升。(3)产业集聚对生产性用地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边际递减。(4)产业多样化集聚对生产性用地配置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结论】产业集聚对中国城市群生产性用地配置的促进作用存在着空间区域差异、集聚效应差异。因此，优化中国城市群产业发展格局需要契合城市群发展特征而进行差异化政策改进，包括加强产业集群资源配置、调整资源向优势区域倾斜、革新地区产业结构形成区域协作三方面内容。

基于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7—2020年面板数据，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国家级城市群设立这一政策对城市减污降碳协同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国家级城市群建设政策对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具有促进作用，且该政策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推广效应；绿色创新、经济集聚和交通基础设施是国家级城市群建设政策促进城市减污降碳协同的重要机制；在东部地区、多中心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城市，国家级城市群建设政策对城市减污降碳协同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自1992年设立第一个国家级城市新区——浦东新区以来,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加速推进,城市开放程度和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深入。特别是2005年以后,在中央政府深化改革开放的号召下,各个地方政府积极通过设立国家级城市新区的方式作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引擎和扩大开放的窗口。截至2014年底,我国已设立11个国家级城市新区,另外还有南京、杭州等诸多城市正在酝酿和申报。可见,国家级城市新区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空间的选择,我们可以预见国家级城市新区将在引领未来国家战略实施、区域发展和城市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

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如何提升产业链韧性、加强产业链建设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构建包含产业链基础能力、产业链抵御能力、产业链链条控制力、产业链创新能力在内的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04—2021年中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协同集聚影响产业链韧性的效果及机理。研究发现：产业协同集聚显著提升了产业链韧性水平。分地区考察发现，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能够提升产业链韧性水平，但对西部产业链韧性水平未产生显著性影响，对东北地区产业链韧性水平产生抑制作用。调节机制表明，城市创新能力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但外商直接投资弱化了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链韧性水平的促进作用。

选取2011—2021年我国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借助系统GMM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创新，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东部、中部以及东北地区城市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强；数字经济对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城市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产业协同集聚在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由此，提出强化数字技术创新，激发城市绿色创新动能；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优化城市绿色创新布局；深化产业协同集聚，畅通城市绿色创新渠道的建议，以期为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