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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经济管理  [作者] 张宝建   胡小雨   陈劲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是推动大数据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其对企业层面数字创新的影响效果以及是否带来普惠效应,现有研究尚未明确揭示。本文选取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以2016年为政策实施节点,研究试验区政策对企业数字创新水平的促进效果、影响机制以及对弱势企业的普惠效应。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创新水平。机制检验表明,试验区设立通过加速企业间知识流动和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间接影响了企业数字创新;进一步对比检验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产生了普惠效应,具体体现为数字创新过程跨越了技术背景以及创新能力的势差,数字化成果惠及了非信息技术企业和低创新能力企业。本文是大数据政策的企业微观视角补充,为大数据政策的优化及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有利于国家数字化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完善。
[期刊] 会计之友  [作者] 丁锋  
非效率投资影响企业和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以2007—2021年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为样本,探索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如何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实证结果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能显著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展现出了良好的投资优化治理效果。异质性检验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能显著降低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但对于非高科技企业而言则难以体现出显著效果,对国有企业也是如此。机制检验发现,这一政策能够有效提升企业信息处理能力、降低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并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有助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的降低。文章为理解政府在改善数字基础设施的努力及其成效提供了经验证据的支持,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
[期刊] 财经科学  [作者] 陈文  常琦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如何让大数据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是“双碳”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根据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和实物期权理论,从企业的内、外部视角分析了大数据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路径,并基于国务院批准建设大数据试验区试点的准自然实验,以2013—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检验其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大数据可以有效赋能企业提高绿色创新绩效;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更换被解释变量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具有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降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双重功效”,进而形成企业创新能力提高、创新意愿增强的正向反馈机制。此外,基于异质性检验,本文发现大数据试验区建设赋能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效应在重污染行业和高污染地区并不明显;通过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和加大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可以有效破解重污染行业和高污染地区对大数据赋能企业绿色创新的掣肘与梗阻。本研究旨在为如何协同推进经济体的数字化与绿色化发展提供启示与借鉴,使大数据切实成为经济绿色发展和提质增效的“新蓝海”。
[期刊] 科技进步与对策  [作者] 徐林  侯林岐  程广斌  
基于2008-2019年中国内地283个地级市平衡面板数据,以2015年分批实施的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评估大数据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的驱动作用,得到如下结论:(1)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从空间溢出效应看,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有利于加速知识与信息技术跨区转移、流动以及扩散,培育创新增长极,对相邻区域、经济联系较紧密区域产生较强的创新示范效应;(3)从中介效应看,优化要素配置、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大众创业创新是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4)从异质性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中西部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和网络基础设施不足城市的创新驱动效应更强,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有利于填补区域间“数字鸿沟”,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期刊] 科技管理研究  [作者] 王晓红  李娜  
为评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政策效果,推动我国数字技术发展,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从数字技术的相关政策视角出发,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试验,利用201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广义空间模型考察数字技术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能够发挥政策红利,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产学研合作在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赋能企业创新能力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本地和邻近地区均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凸显其示范引领作用正在逐步扩大。
[期刊] 现代经济探讨  [作者] 孙哲远  
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为背景,采用2008-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其传导路径为降低企业套利动机、提升企业实体资产收益率、增强企业创新投资意愿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等四种机制;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型行业、高管持股比例较高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并且营商环境改善在其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期刊] 经济学动态  [作者] 宋华盛   卢历祺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刻画了大数据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并利用“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来检验大数据发展对中国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结果表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显著降低了劳动密集型企业、融资约束更高的企业以及高新技术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大数据发展通过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大数据发展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增加数字化资产投入,挤出了劳动投入,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期刊] 南方经济  [作者] 卜寒   高远东   寻舟  
推动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文章立足于数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这一基本事实,以大数据作为研究切入,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立这一外生事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了大数据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大数据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且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可以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中,直接效应表现为新任务创造和自动化扩张效应,且新任务创造效应有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而自动化扩张效应会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降低。间接效应表现为自动化加深和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且两种间接效应均能有效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大数据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效应仅存在于东部地区和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此外,大数据主要通过缓解企业间的工资收入差距,而非企业内部的工资收入差距来改善劳动收入内部分配结构。文章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数据要素如何改变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为政府部门强化大数据在改善收入差距的作用提供了决策参考。
[期刊] 科技进步与对策  [作者] 侯林岐  程广斌  王雅莉  
在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引领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将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匹配,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结果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从作用机制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产业发展、提高财政科技支出强度等方式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从异质性看,在企业层面,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果更好;在城市层面,东部地区城市和政府工作效率较高的城市更能有效发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研究结论可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红利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支撑,同时为推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数据强国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期刊] 商业经济与管理  [作者] 张明斗   李学思  
大数据背景下,如何拓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进而强化其作用价值,成为重要且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话题。为此,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大数据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且经过反事实检验、安慰剂检验、随机性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可靠;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地级市、区位优势较好、金融结构指数高的城市组别中,大数据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效果;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建设通过金融科技进步效应以及信任强化效应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文章揭示了大数据建设赋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能够为相关部门制定科学有效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案提供经验参照。
[期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作者] 何涌   吴腾  
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利用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研究了大数据技术应用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表明,大数据技术应用显著抑制了企业避税,该结论在经过PSM-DID、替换被解释变量、排除政策干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大数据技术应用有助于提升信息透明度和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抑制了企业避税。异质性分析表明,大数据技术应用对东部地区和非高科技企业避税抑制效果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而且揭示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治理效应,为后续持续推进大数据技术应用提供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期刊] 金融与经济  [作者] 刘家民   马晓钰  
基于2011—2022年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和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表征大数据发展,探讨其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有效地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发展促使供应链效率上升、缓解供需间的长鞭效应,并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大数据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的积极作用因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以及企业的性质、竞争力、融资约束、经营能力、规模和所属行业不同表现出显著差异。
[期刊] 西部论坛  [作者] 戴艳娟  沈伟鹏  谭伟杰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数据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而大数据的发展又会推动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用数字技术专利来衡量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发现: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显著促进了试验区内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该结论在控制宏观经济因素及其他政策干扰、替换被解释变量、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试验区内企业产生了显著的信息改善效应、治理改进效应和资源获取效应,从而有效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风险承担能力较强企业、非衰退期企业、与ICT关联度较高行业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作用较大。各地区应积极推动大数据发展,并充分发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示范引领作用与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以数字技术进步推动大数据发展、以大数据发展促进数字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
[期刊] 中国流通经济  [作者] 支宇鹏  卢潇潇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是促进数据资源整合与运用的重要举措,可以有效提升区域营商环境,吸引资本等要素聚集,为城市创业发展提供新的助力。采用2009—2019年我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可以有效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从异质性分析结果来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中部地区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作用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对三类城市的创业促进效应高于一二类城市,对一般地级市的促进作用高于省会和计划单列市。从资源配置和营商环境两个角度检验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内在机制后发现,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可以通过优化城市营商环境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来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且这种作用机制在不同经济地带和城市中存在异质性。为进一步发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作用,应加快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进程,提高社会治理能力、产业组织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借鉴东部地区在大数据运用领域的先进经验,推进数据要素资源的整合与运用,充分挖掘数据资源的价值;加快政府数据的整合、共享和开放水平,构建“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城市营商环境水平;推进大数据资源的深度应用,促进数据资源与产业的融合,吸引资本等生产要素聚集。
[期刊] 科技管理研究  [作者] 李桥兴  杜可  
为加快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从而带动区域经济整体发展,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2—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得到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并分析区域异质性和试验区类型差异性的影响效应,从而探讨创设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创设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显著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并且所产生的政策效应与区域发达程度有关,其中对东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作用更加显著,但同时也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数字经济的后发赶超提供契机;影响效应差异在短期内并不显著,但从长期来看跨区域类型试验区有更深远的政策效应;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表现为调整区域产业结构、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和规范市场环境等方面。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贯彻大数据战略、构建发展评价体系和创新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商业模式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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