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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西部论坛  [作者] 王乾坤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促进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有利于家庭通过参与更多更高质量的生产活动来增加收入。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2019年4期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显著提高了试验区内的家庭收入,该作用主要通过增加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来实现,且对收入水平较低家庭的增收效应更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可以通过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创业发展两条路径来增加家庭收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家庭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提升作用在城市家庭、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家庭中更显著,而对经营性收入的提升作用在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家庭中更显著;城市家庭、社会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家庭的增收效应主要通过增加工资性收入来实现,而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家庭的增收效应主要通过增加经营性收入来实现。因此,应当积极推进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充分发挥大数据发展的家庭增收效应和家庭收入差距缩小作用。
[期刊] 科技进步与对策  [作者] 徐林  侯林岐  程广斌  
基于2008-2019年中国内地283个地级市平衡面板数据,以2015年分批实施的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评估大数据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的驱动作用,得到如下结论:(1)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从空间溢出效应看,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有利于加速知识与信息技术跨区转移、流动以及扩散,培育创新增长极,对相邻区域、经济联系较紧密区域产生较强的创新示范效应;(3)从中介效应看,优化要素配置、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大众创业创新是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4)从异质性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中西部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和网络基础设施不足城市的创新驱动效应更强,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有利于填补区域间“数字鸿沟”,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期刊] 经济师  [作者] 刘骏  章寅  袁剑锋  
自2016年国家批复贵州建设第一个国家大数据综合应用试验区以来,贵州省先行先试、探索创新,全面筹划促成了综合试验区建设与大数据战略行动的结合,在推动贵州省经济增长、加快政务数据共享开放、助推民生应用和政府治理、数据中心建设、大数据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文章首先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的基本情况出发,对其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期刊] 国际经贸探索  [作者] 耿伟  王筱依  王鑫源  
文章基于2011~2018年我国1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DID模型检验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FDI数量和质量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FDI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主要通过城市创新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促进FDI数量增加和FDI质量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FDI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在东中部地区、第二批试点地区更强。面板分位数回归显示,FDI数量在不同分位点上呈现“非对称U型”结构,FDI质量在不同分位点上逐渐提升。拓展性分析显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邻近城市FDI流入存在“虹吸效应”。
[期刊] 科技管理研究  [作者] 李桥兴  杜可  
为加快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从而带动区域经济整体发展,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2—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得到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并分析区域异质性和试验区类型差异性的影响效应,从而探讨创设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创设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显著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并且所产生的政策效应与区域发达程度有关,其中对东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作用更加显著,但同时也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数字经济的后发赶超提供契机;影响效应差异在短期内并不显著,但从长期来看跨区域类型试验区有更深远的政策效应;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表现为调整区域产业结构、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和规范市场环境等方面。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贯彻大数据战略、构建发展评价体系和创新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商业模式等政策建议。
[期刊] 商业经济与管理  [作者] 张明斗   李学思  
大数据背景下,如何拓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进而强化其作用价值,成为重要且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话题。为此,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大数据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且经过反事实检验、安慰剂检验、随机性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可靠;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地级市、区位优势较好、金融结构指数高的城市组别中,大数据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效果;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建设通过金融科技进步效应以及信任强化效应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文章揭示了大数据建设赋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能够为相关部门制定科学有效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案提供经验参照。
[期刊] 现代经济探讨  [作者] 陈新欣  
数字经济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依托。基于1995-2019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来检验大数据试验区试点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数据试验区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并且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进有逐渐增强的趋势;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试验区政策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促进技术创新以及调整产业结构三条路径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位于东部地区的城市、大中城市以及中心城市。研究结果为大数据试验区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证据和见解。
[期刊] 经济与管理研究  [作者] 常皓亮  金碚  薛飞  
全面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是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作为切入点,聚焦研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的减排效果。基于中国2011—2019年16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大数据战略对城市电力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能够有效降低电力消费碳排放水平,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降低电力消费碳排放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试验区对于资源型城市电力消费碳排放具有更强的影响效应,并且除内蒙古、广东、沈阳外,其余试验区均对电力消费碳排放的降低产生了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进一步推动大数据战略,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期刊] 南方经济  [作者] 卜寒   高远东   寻舟  
推动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文章立足于数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这一基本事实,以大数据作为研究切入,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立这一外生事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了大数据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大数据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且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可以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中,直接效应表现为新任务创造和自动化扩张效应,且新任务创造效应有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而自动化扩张效应会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降低。间接效应表现为自动化加深和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且两种间接效应均能有效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大数据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效应仅存在于东部地区和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此外,大数据主要通过缓解企业间的工资收入差距,而非企业内部的工资收入差距来改善劳动收入内部分配结构。文章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数据要素如何改变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为政府部门强化大数据在改善收入差距的作用提供了决策参考。
[期刊] 经济问题探索  [作者] 王定祥   杜雨潼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本文首先理论分析了大数据体系建设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然后基于2013—2020年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共同富裕指标,利用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提供的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大数据体系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大数据体系建设尚未发挥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处于“先导”阶段,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调节效应检验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助于加快大数据体系建设对共同富裕的正向作用进程。拓展性分析表明,大数据体系建设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扩大了企业劳动收入差距。大数据体系建设是一项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政策措施,在大数据体系带来的数字红利惠及全体人民之前,还需做好反垄断、物质与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期刊] 宏观经济研究  [作者] 李清政  刘天伦  陈子夏  
越来越多的经济现象仅由传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无法完全解释,社会资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通过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家庭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进而影响家庭收入的路径分析,建立了嵌入社会资本的家庭生产函数。并利用多人入户的面对面问卷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社会资本的家庭增收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促进家庭增收,进而消除两级分化、减少贫富差距等提供了一个新颖而有效的工具。
[期刊] 中国工业经济  [作者] 孙伟增   毛宁   兰峰   王立  
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2016年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简称“大数据试验区”)作为准自然实验,从数字生态视角考察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区位导向性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试验区有效激发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动力,特别是对企业底层数字技术运用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体现了数字化政策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起步阶段对于企业转型的基础作用;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使当地企业获得更多政府数字补贴支持,显著提高了企业获得数字补贴的广度和深度,改善了当地的数字发展环境,并且能够吸引数字化企业和人才形成空间集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从而有效改善地区的数字生态;大数据试验区能够更好地促进非国有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规模较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但对初始数字化基础较差企业的影响较小;在金融发展环境、数字基础条件和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区,大数据试验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本文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理解以大数据试验区为代表的数字产业政策对新时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也为地方政府借助大数据试验区充分发掘数据要素价值、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提供了政策支持。
[期刊] 中国流通经济  [作者] 支宇鹏  卢潇潇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是促进数据资源整合与运用的重要举措,可以有效提升区域营商环境,吸引资本等要素聚集,为城市创业发展提供新的助力。采用2009—2019年我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可以有效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从异质性分析结果来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中部地区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作用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对三类城市的创业促进效应高于一二类城市,对一般地级市的促进作用高于省会和计划单列市。从资源配置和营商环境两个角度检验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内在机制后发现,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可以通过优化城市营商环境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来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且这种作用机制在不同经济地带和城市中存在异质性。为进一步发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作用,应加快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进程,提高社会治理能力、产业组织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借鉴东部地区在大数据运用领域的先进经验,推进数据要素资源的整合与运用,充分挖掘数据资源的价值;加快政府数据的整合、共享和开放水平,构建“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城市营商环境水平;推进大数据资源的深度应用,促进数据资源与产业的融合,吸引资本等生产要素聚集。
[期刊] 科技进步与对策  [作者] 侯林岐  程广斌  王雅莉  
在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引领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将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匹配,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结果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从作用机制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产业发展、提高财政科技支出强度等方式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从异质性看,在企业层面,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果更好;在城市层面,东部地区城市和政府工作效率较高的城市更能有效发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研究结论可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红利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支撑,同时为推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数据强国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期刊] 商业经济研究  [作者] 孟佳林   胡万鹏   曹艺丹  
我国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推动四大经济区形成信息互联结构,并对流通产业现代化发展形成内生经济动力。为考察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与流通产业现代化的联系,本文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合成流通产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指标,并运用PSM-DID方法对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进行了政策效应分析,对我国70个城市进行了政策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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