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新价值链视角下,将创新过程分为知识创新、创新成果吸收、创新成果商业化三个阶段,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网络RAM模型分析了11个国家中心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异质性以及各阶段效率的关联性,并用核密度估计了国家中心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分布和演变特征。结果显示:从综合效率看,西安、杭州和厦门的效率始终为1,达到了投入产出最优化,重庆、南京和成都从有效城市转为无效,天津和沈阳在2015年由无效城市转为有效,武汉、青岛和郑州始终为非有效城市;从阶段性效率看,重庆、沈阳、武汉和郑州为低研发低吸收低商业化效率型城市,南京和青岛为低研发低吸收高商业化效率型城市,天津和成都为低研发高吸收高商业化效率型城市;知识创新阶段的效率对综合效率的影响最大,中心城市综合效率和创新成果吸收阶段效率差距在逐渐提高,知识创新阶段的效率差距在降低。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从投入与产出角度对2012—2016年间国家中心城市72家制造企业创新活动进行评价与分析。在环境因素选取上,将制度环境对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纳入分析中。结果表明,国家中心城市制造企业创新综合效率总体偏低,不同城市的企业创新效率差异较大,制度环境对中心城市制造企业的创新效率有显著影响,可以通过改善制度环境来提高其创新效率。

金融集聚是金融发展的必然结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文章选择我国九大国家中心城市2003-2016年的数据为样本,使用区位熵方法测算了九个城市的金融集聚水平,并进一步实证分析了金融集聚对于城镇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考察期内,各个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水平均呈现上升的态势,北京、上海的金融集聚水平位居前列,武汉、西安较低。第二,整体来看,金融集聚可对城镇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分区域来看,北京和上海的金融集聚对于城镇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其余七个城市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三,金融集聚对城镇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低于门槛值时,金融集聚可对城镇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超过门槛值后,金融集聚对城镇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再显著。最后文章根据结论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为科学、有效地对国家中心城市绿色交通水平进行测度，识别影响和制约国家中心城市绿色交通发展的关键因素，论文基于DPSIR模型构建国家中心城市绿色交通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熵权法对指标优化并赋权，建立基于集对分析与可变模糊集的国家中心城市绿色交通水平测度模型，采用贡献度和障碍度识别影响和制约国家中心城市绿色交通发展的重要指标，最后以西安市为例进行实证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2011—2018年西安市绿色交通水平整体基本呈现“稳步上升”态势，绿色交通水平等级由“较差”转变为“中等”；(2)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等驱动力层面因素和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影响层面因素是影响西安市绿色交通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3)人口密度、人均GDP和万车事故率是制约西安市绿色交通水平发展的关键性指标。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为国家中心城市和其他城市绿色交通水平测度提供借鉴，还可以为城市管理部门制定绿色交通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为科学、有效地对国家中心城市绿色交通水平进行测度，识别影响和制约国家中心城市绿色交通发展的关键因素，论文基于DPSIR模型构建国家中心城市绿色交通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熵权法对指标优化并赋权，建立基于集对分析与可变模糊集的国家中心城市绿色交通水平测度模型，采用贡献度和障碍度识别影响和制约国家中心城市绿色交通发展的重要指标，最后以西安市为例进行实证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2011—2018年西安市绿色交通水平整体基本呈现“稳步上升”态势，绿色交通水平等级由“较差”转变为“中等”；(2)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等驱动力层面因素和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影响层面因素是影响西安市绿色交通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3)人口密度、人均GDP和万车事故率是制约西安市绿色交通水平发展的关键性指标。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为国家中心城市和其他城市绿色交通水平测度提供借鉴，还可以为城市管理部门制定绿色交通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两阶段超效率网络SBM—DEA模型,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05—2017年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通过门槛模型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FDI以及两者交互项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FDI表现为"U"形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FDI则表现为倒"U"形关系,现阶段两种类型环境规制对FDI主要体现为抑制作用,自主型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不显著;三种类型环境规制对本地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具有提升作用,对邻近地区的间接效应出现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容易导致地区间"逐底竞争"的恶性循环,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更容易促进地区之间"逐顶竞争"的竞优博弈;FDI对本地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提升作用,但其间接效应显著为负,总体呈现"污染天堂"效应。合理使用环境规制政策组合工具、削弱区域自我保护机制及技术溢出壁垒是提升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有力途径。

国家中心城市肩负着引领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使命，其创新引领作用将为企业合作创新搭建良好平台。以实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事件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企业异地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能显著提高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企业联合申请专利的数量，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带动作用明显；异质性分析显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同一学科内的企业异地合作创新影响效应更强；机制检验表明，国家中心城市通过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推进区域产业分工、增强经济关联等渠道影响企业异地合作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引领效应影响范围有限，但企业合作创新的质量较高，创新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较好。因此，地方政府应有效利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机遇，促进城市间企业合作创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运用改进的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分析框架探析国家中心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模式的稳定性和系统性特征。以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为基础,从自上而下的三个层次(间隔、类别、转换)分析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动态特征。鉴于多种地类相互转换过程分析的非直观性,提出一种转换模式交叉列联表表示各种转换类型的稳定性和系统性特征,并有助于研究者将土地利用变化的模式与过程相联系。以国家中心城市武汉为研究案例,分析其1996—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模式的稳定性和系统性特征,并对比其他国家中心城市近年来土地利用变化模式特征。结果表明:武汉市近年来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呈上升趋势,农村居民点用地、城镇建设用地和耕地的转入以及耕地、未利用地和水体的转出表现出时间尺度稳定性。耕地向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等转换过程则表现为稳定的系统性变化模式。其他国家中心城市主要土地利用变化模式与过程及武汉市表现出较大的相似性。改进后的强度分析框架能更直观地反映土地利用变化模式的稳定性和系统性特征,研究结果对深入挖掘国家中心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模式信息,理解其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与机制具有重要作用。

针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与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重要战略结合点的绿色创新效率问题,运用SBM模型,构建以高技术产业集聚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测算2008—2018年我国28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实证分析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在研究期内,28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稳步提升但尚有较大提升空间,并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其中绿色创新效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创新质量对东、中部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基于产业集聚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0.636、0.944,而西部当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跨越0.363门槛值时,创新质量对绿色创新效率才会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规模、劳动者素质、政府行为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外开放显著抑制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综合考虑区域发展差异、充分发挥协同优化作用、积极实施人才引进战略等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本文以八大国家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区位熵和Malmquist指数测算其金融集聚和经济效率,运用系统GMM和面板回归实证检验其金融集聚与经济效率关系。结果表明:整体上金融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均有显著促进效应;各城市金融集聚均对规模效率有显著促进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他分解指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得出以市场化为改革核心、加强金融供给侧改革、"脱虚向实"、推进创新驱动和扩大金融开放等建议。

本文以八大国家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区位熵和Malmquist指数测算其金融集聚和经济效率,运用系统GMM和面板回归实证检验其金融集聚与经济效率关系。结果表明:整体上金融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均有显著促进效应;各城市金融集聚均对规模效率有显著促进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他分解指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得出以市场化为改革核心、加强金融供给侧改革、"脱虚向实"、推进创新驱动和扩大金融开放等建议。

为了考察绿色创新在解决环境与经济增长矛盾中的作用,本文使用基于超越对数和产出距离函数改进后的随机前沿模型(SFA)测度出中国30个省份20012015年的绿色创新效率;运用全域和局域Moran’s I对其空间相关性进行初步检验,发现同质性溢出效应较为明显;用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DSAR)重点考察了环境管制政策和开放程度对其同质性溢出的具体作用。结果表明:中国省际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较为显著的路径依赖性和同质性空间溢出效应;在目前较弱的环境管制下,创新方向整体上偏向于污染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拐点效应

随着城市间创新联系的持续增强，城市创新网络的优化与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日益凸现。部分研究考察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城市创新网络特征的影响，但鲜有文献关注城市的网络节点特征对其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尤其缺乏相应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在城市创新网络中各个城市即网络中的节点，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的聚集产生规模效应，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间流动则带来溢出效应，两者都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反映节点在网络联系中重要性的节点枢纽性和反映网络中不同节点聚集成团程度的节点聚集度提高，均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节点枢纽性的提高对城市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因而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节点聚集度的提高为城市金融发展带来更多的需求和机会，因而可以通过增加创新投融资规模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联系较便利，节点枢纽性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创新聚集的效率相对较高，节点聚集度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以2010—2018年中国279个城市为样本，通过引力模型构建城市创新网络，进而测度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分析发现：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在节点枢纽性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城市金融机构存款水平在节点聚集度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遮掩效应；节点枢纽性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减弱，而节点聚集度的促进效应依次增强。相比已有文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网络节点特征角度拓展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二是从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层面深化网络节点特征影响创新效率的机制研究，三是为通过改善网络节点特征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本文揭示了城市创新网络进化(节点枢纽性与节点聚集度提高)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有利于在新发展阶段通过优化城市网络发展格局进一步促进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

为实现我国城市发展的绿色转变,以长江经济带3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评价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及其时序动态演变规律,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不同区域效率的制约因素。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升,下游、上游和中游从高到低依次排列,区域差距悬殊;中游地区技术进步优于上游地区,但技术效率有较大提升空间;整体上邻近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高会对本城市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中游地区的溢出效应为负;整体上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城市开放均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环境规制与效率呈"U"型曲线关系,但在不同区域各因素的表现具有显著差异。并为长江经济带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以及实现区域协同发展,从建设协调发展带、改进地方政策实施理念和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引导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变革产生推动作用,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视为不可控制变量,构建动态SBM-DEA模型,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其动态演化特征及时空跃迁路径,揭示考虑和未考虑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差异。结果发现:(1)异质性环境规制对2001-2018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影响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性;(2)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和公众监督作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作用;(3)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时空演变具有持续优化、空间差异缩小等特征。为推动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均衡、高效发展,应重点制定相关策略以缩小南北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