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针对特定区域发展的科技服务模式,提出相应保障机制,对促进区域科技服务业稳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内外科技服务业发展动态,在明确科技服务业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针对目前哈长城市群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结合产业生态化理论构建"需求分析—资源匹配—服务对接—评估反馈"良性循环的生态化科技服务模式,并为哈长城市群科技服务业发展提供定制化的发展保障机制。

县（市）高质量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目标，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支撑。文章以哈长城市群63个县（市）为研究区域，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维度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运用高质量发展测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10—2019年哈长城市群县（市）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演变与驱动力进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2010—2019年哈长城市群县（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五大维度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态势，其中，创新驱动、协调有序、开放程度与共享繁荣四大维度呈波动下降态势，绿色发展维度呈“U型”发展趋势。在哈长城市群内属于黑龙江省的37个县（市）地区中，创新驱动、协调有序与共享繁荣维度均呈现下降趋势，绿色发展与开放程度维度则呈“U型”发展态势。在哈长城市群内属于吉林省的26个县（市）中，协调有序与共享繁荣维度呈持续下降趋势，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维度呈“U型”发展态势，开放程度维度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2)哈长城市群县（市）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性显著，呈现团块式、圈层式的格局特征，县（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主要以块状形式分布在哈长城市群的西北及东南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区域主要呈以东北—西南为走向的条带状分布，大部分县（市）高质量发展呈现集聚不明显、不平衡态势。(3)哈长城市群县（市）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包括经济开放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水平以及集聚能力，根据驱动力排序为经济开放水平>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水平。各驱动因子对哈长城市群、隶属黑龙江省县（市）及隶属吉林省县（市）的驱动力大小和强度存在一定差异，经济开放水平是促进哈长城市群县（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经济开放水平与集聚能力是推动哈长城市群内隶属黑龙江省的县（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水平是推进哈长城市群内隶属吉林省的县（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哈长城市群城镇发展质量及其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演变，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经济、社会、生态三个维度构建了城镇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哈长城市群进行评价，并运用TOPSIS法、引力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2010—2018年城镇发展时空演变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哈长城市群城镇质量在时间尺度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核心—边缘”结构分布。第二，各城市间经济社会空间联系强度在2010—2014年略有下降，2014年哈长城市群建设提出后，城市群空间一体化进程加速。第三，GDP总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收入、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影响哈长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哈长城市群是我国典型的跨省级行政区城市群，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肩负着东北振兴与国家粮食安全的历史使命。近年来，哈长城市群协调发展面临着人口流失、经济衰退与环境恶化等收缩问题的巨大挑战。文章从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生态环境4个维度构建哈长城市群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探讨2008—2017年城市群尺度、省域尺度及市州尺度多要素的协调发展水平。结果显示：(1)哈长城市群的综合度、耦合度及协调度整体上均呈现缓慢上升的演变特征，但各指标总体低于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省级行政壁垒对哈长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2)哈长城市群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各系统之间的协调度指数呈现差异化提升的变化趋势，生态环境与各维度之间的协调度明显偏低，且部分地级市分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存在一定的失衡现象。(3)哈长城市群协调度指数由0.42变为0.65，实现了由中级协调向高级协调的过渡，但绝大部分市州的协调度指数均小于0.70，与极高协调水平还有很大距离。(4)哈长城市群各市州分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类型的分异特征明显，分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

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为研究背景，通过分析哈尔滨和长春区域城市发展实际和面临问题，对哈长城市群的发展定位和战略选择进行了解析，提出中国制造基地、对外开放枢纽和大农业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三方面发展重点，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哈长城市群未来发展的战略构想和实施策略。

在推进京津冀城市群高科技园区的协同发展进程中,三地园区之间是否深度融合,决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质量和深度。目前京津冀城市群的天津与河北高科技园区与中关村科技园签有政府间合作协议的有10家,其对接的产业类型依次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能源与节能、环境保护、生物医药产业,与中关村科技园总收入占比居前5位的产业类别恰好相对应。三地园区协同发展动力机制可分为产业梯度转移机制、市场需求吸引机制、科技产业孵化转化机制、政府引导驱动机制、市场合作驱动机制5类。合作共建模式主要有:政府引导驱动机制为主的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模式、市场合作驱动的类似于固安工业园的产业新城模式、科技产业孵化转化机制为主的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模式等。

在推进京津冀城市群高科技园区的协同发展进程中,三地园区之间是否深度融合,决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质量和深度。目前京津冀城市群的天津与河北高科技园区与中关村科技园签有政府间合作协议的有10家,其对接的产业类型依次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能源与节能、环境保护、生物医药产业,与中关村科技园总收入占比居前5位的产业类别恰好相对应。三地园区协同发展动力机制可分为产业梯度转移机制、市场需求吸引机制、科技产业孵化转化机制、政府引导驱动机制、市场合作驱动机制5类。合作共建模式主要有:政府引导驱动机制为主的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

作为一种群体化城市空间形态,城市群既是城市和区域经济演进的必然产物,又是实现区际间分工与合作的重要手段。本文认为,由市场所决定的生产过程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上的运行机理决定着城市群的产生、发育与成长机制:在微观层面上起决定作用的是企业的聚集与扩散;在中观层面起决定作用的是产业的分工与合作;在宏观层面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城市群的形成发展机制揭示了城市群成长过程与企业、产业和工业化发展的相互作用。

近年来 ,有关城市群的研究渐成热点。本文在介绍国外八大城市群的同时 ,首次总结提炼出了国外城市群的两大发展模式 ,并重点阐析了国外城市群形成发展中的主导经验 ,以期对我国城市群建设发展有所启迪和借鉴。

本文以滇中城市群规划为例,结合中外合作编制《云南省滇中城市群规划》实践,采用多情景发展模拟,将GIS工具与传统规划手段紧密耦合,针对"离散型"、"区域型"、"都市型"、"网络型"四种发展模式进行情景分析,并从中探索适合滇中城市群未来发展的、相对合理的规划方案。最终得出一个阶段性发展方案,即在2030年以前滇中城市群以"区域型"模式为主导,2030年以后以"网络型"模式为主的发展模式,推进滇中地区稳步、有序发展,逐步实现生态安全、资源集约、经济繁荣三者高度统一。

文章在对城市群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互动发展进行理论考察的基础上,以浙中城市群为例,对城市群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互动发展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提升城市群竞争力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现行的城市群公共治理模式一定程度上促成和延续了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现象。应将新公共服务治理模式引入城市群发展中,进一步从维护城市群公共利益、重新肯定公共权利和保护公共精神三个方面来促进中国城市群的协调发展。现实情况下,新公共服务应用于中国城市群协调发展还需要培育四个条件:继续推进城市政府的职能转变、培育参与城市群公共治理的多元主体、加强培育城市群内部社会人员参与共用价值对话的途径、加强城市群公共治理的法治建设。

本文以辽中南、吉林中部与哈大齐三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基于GDP比较城市群的经济规模,其次基于人均GDP、平均每个城市的GDP对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着比较三大城市群在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地位。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辽中南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比哈大齐城市群好,而哈大齐又强于吉林中部城市群。

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平台的旅游大数据为旅游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数据来源。基于网络游记攻略文本数据的挖掘,运用GIS空间分析以及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流的空间格局及其发展模式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流逐渐形成了以武汉市、长沙市、南昌市为重要支撑的"品"字型格局,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行政藩篱效应;旅游流空间差异明显,长沙市→湘潭市、上饶市→景德镇市、长沙市→岳阳市、武汉市→宜昌市等是主要流动方向;旅游流网络整体结构比较松散,且不均衡性强,主要由少数节点控制,系统内部存在较强的凝聚性;武汉市、长沙市是核心节点,南昌市是次核心节点,九江市、上饶市、宜昌市、岳阳市等是重要节点;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流处于延伸扩展模式发展阶段,在城市群旅游流内部存在多个子嵌套系统。最后,就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流空间的优化,提出对策建议。

浙中城市群处在工业化的成熟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整合资源,促进浙中城市群整体协调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经济促动为主的方式而不是行政推动为主的方式来促进浙中城市群的发展,产业集群化是浙中城市群整合发展的一种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