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赉湖区域经济发展过快,导致了生态环境问题和潜在危机。其原因在于: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缺乏系统的长远考虑、政府业绩评价过于重视经济利益、对生态系统认识的局限性。克服这些问题,达赉湖区域的发展应当遵循以当地人们的福祉改善为发展根本目标、立足于千秋万代统筹规划设计未来、不损害后代子孙利益等原则,采取统筹制定达赉湖区域规划、调整该区域政府业绩构成、弘扬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精髓、制定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等措施。

草原生态补偿是促进农牧民增收和草原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该机制的建立,从制度上可以保证农牧民的生计,从行为上可以引导农牧民调整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实现草原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草原生态补偿应落实好草原承包制度,要充分考虑到合理载畜量,在补偿方面以草畜平衡、管护、燃料替代等方面为重点,逐步建立和完善草原生态补偿制度体系。草原生态补偿体系在完善过程中要重点抓好落实草原保护制度,加强后期保护工作力度;积极推行草畜平衡制度,严格控制载畜量,限制超载放牧,规范草地利用制度,保护草原天然植被;加大草原地区投资力度,保障草原地区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建立健全草原监理机构,依法行政保护草原资源;强化牧民的草...

生态足迹是一种测量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方法。通过生态足迹的计算,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生态环境是否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据生态足迹的原理和计算方法,对内蒙古呼伦贝尔市2005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呼伦贝尔市2005年人均生态足迹为5.78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为6.21 hm2,生态承载力大于生态足迹0.43 hm2。尽管目前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但最大、最重要的生态资源呼伦贝尔草原却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况,生态赤字为2.35 hm2。

生态旅游是旅游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然而各国、各地区间的发展程度、路径和效果是不尽相同的,究其原因,除了资源特质的差别外,还存在着对生态旅游意涵的理解程度、生态旅游发展应具备怎样的条件、生态旅游发展的困境等方面问题的分析。文章以呼伦贝尔地区为研究样本,对呼伦贝尔生态旅游发展应具备的条件和发展困境进行了分析。

应用H.T.Odum能值理论对呼伦贝尔典型牧区-陈巴尔虎旗(简称陈旗)1982—1985年及1991—2002年能值投入及产出、种植业系统能值变化、畜牧业系统能值变化及主要能值指标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82年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陈旗无偿环境能值投入占总能值的90%以上;从能值产出看,2002年其总能值产出达到1.29Z0sej/a,是1982年的8.4倍;就种植业系统而言,2002年单位面积小麦和油菜能值产出分别为382.6Gsej/年和2.89Tsej/年,比1982年分别增加113.9%和296.8%;在畜牧业系统内,2002年奶业、肉牛及肉羊能值产出分别占畜牧业总能值...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下的产能持续增长与内需的相对不足的背景下,绿色产业将成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本文以呼伦贝尔经济区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为背景,结合呼伦贝尔传统产业实际情况,运用SWOT分析方法明确了呼伦贝尔绿色产业发展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定位了呼伦贝尔绿色产业发展目标最后,阐述了绿色产业发展基地建设布局的具体内容。

呼伦贝尔学院作为呼伦贝尔地区仅有的一所本科院校,承担着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地区发展所急需的应用型人才的重任。2015年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决策部署,全面启动了转型发展工作,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批转型发展试点院校,全国百所转型发展试点高校。

随着人口的增长， 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 “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尤为重要。本文利用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９６ 年两期陆地卫星ＴＭ 数据， 分析探讨了呼伦贝尔盟近十年来农牧业土地利用数量变化及其区域差异，并通过计算耕地重心，分析了近十年来呼伦贝尔盟耕地的空间变化规律，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呼伦贝尔盟农牧业土地利用变化对地区农业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 十年来， 呼伦贝尔盟农牧业土地利用变化很大， 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草地与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农牧业土地利用变化空间差异非常明显，导致十年来呼伦贝尔盟耕地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３３．１５ ｋｍ ， 耕地生态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 呼伦贝尔盟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 对合理开发利用耕地资源， 促进地区农业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目的]分析呼伦贝尔地区耕地集约利用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水平,分别建立耕地集约利用与耕地生态安全指标体系,从耕地投入强度、耕地利用程度、耕地产出水平、耕地可持续利用水平等4个方面及耕地生态资源利用、耕地生态环境压力、耕地生态安全响应等3个方面共确定18个指标进行深入研究。[方法]运用频度统计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指标的获取与筛选,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借助协调发展度与相对发展度模型计算,分析协调发展水平。[结果]呼伦贝尔地区耕地集约利用与耕地生态安全发展水平均呈逐步上升趋势,整体来看前者发展状态要优于后者,两者协调发展水平呈"先升后降再升"趋势,2009年为变化转折点,原因是该时期耕地生态安全的严重滞后性。[结论]整体看来,呼伦贝尔地区耕地集约利用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受到当地人口、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80年代,我国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使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福建两省持续10余年实现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成功地抓往了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推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递进,增强了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沿海地区与内陆边疆地区发展的差距明显扩大,区域问如何协调发展,成为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热点问题。党中央根据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和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总目标,及时推出沿边发展战略。在空间总体布局上,采取“四沿”发展(沿海、沿江、沿路、沿边),有机结合,四面开窗(口)、八面来风,使宏观布局战略和区域经济政策体系更臻完善。

[目的]蒸散发是影响陆地和大气系统能量交换过程的关键因素，也是评价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指标。文章运用MODIS MOD16A2和MOD13A1产品数据，并结合中国气象数据共享网的气象数据，估算了2008—2017年呼伦贝尔植被的蒸散发量，并在年度和季节两个时间尺度开展了植被蒸散发时空变化分析。[方法]运用变异系数和Mann-Kendall检验法，研究2008—2017年呼伦贝尔地区年际和季节蒸散发时空变化趋势。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对呼伦贝尔地区季节尺度的蒸散发与NDVI、各气象要素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2008—2017年呼伦贝尔地区蒸散发呈上升趋势，蒸散发值较大的月份为3月、8月和11月，蒸散发主要集中在5—10月份。变异系数的空间分布较均匀，平均变异系数为0.38，变异系数变化幅度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呼伦贝尔北部，CV值均在1～2.65。CV变化幅度较小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中部和南部，CV值在0.41～0.84。从年际变化趋势来看，2013年为一个蒸散发突变年；根据呼伦贝尔月份变异系数的计算，从1—12月变异系数幅度变化较大，说明呼伦贝尔ET变异剧烈。呼伦贝尔月份平均CV值是1，草原区的CV平均值是0.96，森林区的CV平均值是1.04，农区的CV平均值0.97。植被蒸散发与气象要素关系分析表明：蒸散发与气温、水汽压、NDVI、降水、日照时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结论] 2008—2017年呼伦贝尔地区蒸散发总体呈上升趋势，从整个季节变化来看，蒸散发起伏变化趋势明显，波动变化较大。从空间分布上来看，总体表现为呼伦贝尔南部的蒸散发大于北部。蒸散发主要集中在4—10月份，多年的低值出现在5月。不同区划类型平均蒸散发量由大到小依次为草原区＞农区＞森林区，全区的蒸散发变化趋势与农区变化趋势较为一致。正相关性强度依次为气温＞水汽压＞NDVI＞降水＞日照时数＞风速＞相对湿度。

草地退化已经成为当前重要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发展为草地退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方法。本文利用长时间序列的ＭＯＤＩＳ数据，采用基于植被覆盖度的草地退化监测方法，对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１０年期间呼伦贝尔生态功能区草地进行了动态监测，并结合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和气候数据对草地退化指数的年际变化进行了驱动力分析。结果表明：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呼伦贝尔草地生态环境表现较为脆弱，草地退化指数年际间变化剧烈；生态功能区草地退化等级全区呈差异分布，西部地区较中东部地区退化现象严重，但是近几年西部地区草地退化现象有所好转，东部地区有所加重；结合气象和人为因素综合分析表明，极端气．．．

为了对草原态环境脆弱程度进行分析,以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草原陈巴尔虎旗为例,以多元空间信息为基础,采用GIS技术手段和空间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了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模型,模型引入了水热条件、土壤、土地覆盖、地貌状况4个方面的7个指标,通过空间随机取样并对样点进行主成分分析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来构建模型。根据模型的分析结果,将该地区草原生态环境质量分为4级;表明生态环境质量从东北向西南逐渐变差,并沿着海拉尔河和额尔古纳河的两岸呈条带状辐射分布,这一变化与水热等气候因素以及资源开发利用状况的变化趋势有较强的相关性;各草原类型为单元的分类结果表明,沙地植被的生态环境质量最差,其CEVI(生态环境脆弱性综合指数...

高原淡水湖泊因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在所处流域范围内社会经济地位突出。水资源是湖泊资源的核心,是湖泊生态系统维持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面对水质和湖区生态环境恶化现状,研究湖区可持续发展的判定条件具有重要意义。高原湖泊湖区的发展,应在水环境容量的范围内,通过建立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完善协调发展机制和管理制度,运用以经济为主的多种手段,促进外部效应内部化,调整湖区利益相关者的决策,积极引导湖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