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合理引用的目的来看。合理引用必须是为了“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或者是为了“报道时事新闻”,即引用他人作品的目的、动机是受到特定限制的。当为了其他目的,例如为了营利而引用他人作品时,便极有可能被判为“非合理地使用他人作品”,甚至被认为是抄袭、剽窃。合理引用的这一目的上的规定性,还使得合理引用与其他合理使用区别开来。我国著作权法对合理引用目的性的规定是出于如下考虑:本来合理引用

合格投资者是在股票发行的场合对投资者进行筛选的制度,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近期的改革降低了认定自然人为合格投资者的严格程度,但仍存在标准中资产门槛数额简单划一与标准缺乏多样性的不足。建议参考成熟经验,基于提供更多规则选项、确保标准可操作性、维持适当合格投资者规模的原则,优化当前标准并增设新的标准。

调查发现,以往"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存在局限,集中表现在素质标准缺乏服务精神和心理素质考核、专业标准缺失专业贡献考核与对学生应用开发能力培养的指标、资格标准缺失学生与企业对"双师型"教师认可的衡量。基于学生需求完善"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刻不容缓。必须进一步拓展素质标准的内涵,加强服务精神和心理素质的考核;深化专业标准的内容,加强"双师型"教师的专业贡献和学生应用开发能力培养的考核;建立双资格标准,以此来引导、规范和促进"双师型"教师队伍持续建设,切实提高职业教育质量。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影响着内部控制缺陷存在性的判断,并进一步涉及缺陷等级的判定以及对外披露。以2009～2015年沪深A股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的公司为研究对象,在梳理认定标准从自愿到强制披露的制度演进的基础上,重点分析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制定和披露现状、存在的问题和相关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研究旨在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做出评价,为监管层进一步解决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持续完善相关的制度规范提供政策建议。

该文在比较分析国际上产品缺陷法律界定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法中产品缺陷认定标准进行了剖析,指出了其固有不足,并结合国际产品责任立法的趋势,对我国相关法律的完善进行了探讨。

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标准直接影响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目标的确定、方法的选择以及效果的达成。本文运用资料收集法、参与式观察法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全国20个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县经验,运用人力资源开发个体素质评价的KSAIBs模型,针对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三种类型,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提出了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标准,并结合各试点县实践经验,提出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优化路径。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的目标是对企业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做出评价。文章通过建立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形成机理,论证了缺陷认定标准与企业管理层的策略选择、外部审计师的行为决策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处罚力度相关,还得出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形成是企业管理层、外部审计师和政府监管层之间进行博弈所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的结论。

清晰的财产权利有助于社会和谐稳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夫妻间的财产和债务问题日益突出。夫妻共同债务作为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诸多司法案件中也问题频出。为了进一步确保财产界限的清晰,完善我国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迫切需求。

操纵在美国证券立法中没有明确的定义,执法和司法中以及学术界虽然都试图对操纵进行界定,但由于证券市场的复杂性,操纵行为的认定始终存在着很大困难。美国规范市场操纵行为的法律框架包括1933年证券法第17条,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9条、第10条以及证监会的相关规则。由于这些规定非常原则,对美国操纵行为认定标准的研究必须根据法院在不同时期所做出的判决进行。总体来说,经过一百多年的司法实践,美国的认定标准基本清晰,可供我国在修订证券法和执法、司法实践中参考。

针对电子商务环境下常设机构的认定标准,有的学者主张作较大改革,如预提税、虚拟常设机构及公式利润分配等方案;有的主张小调整,如人的干预、引力原则、取消例外及软件功能例外等方案,这些观点各有优缺点。为了维护我国税收权益,我国可以认定服务器构成常设机构,而网络服务供应商(ISP)以及网址在一定条件下构成常设机构。

《企业所得税法》确立了合理商业目的这一反避税标准,然而该标准是主观标准,在适用上面临诸多困境。由此,税务机关又引入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这一客观标准。本文分析了两种标准的异同,并提出避税认定应兼采主客观相统一标准;将客观行为作为认定避税的主要标准,将主观目的作为排除性标准;对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适用,应使用类型化的方式。

农业生产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是其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家庭农场则是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较先进的家庭农场发挥示范作用，进而带动家庭农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各地相继出台了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但鲜有文献对这些文件中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行探讨。 本文收集了21个省级和31个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对其提出的示范家庭农场评定条件和要求进行梳理和比较，发现这些认定标准大多存在以下问题：（1）具体要求与定义性规定脱节，不利于评选出真正的示范家庭农场。比如，没有相应的量化指标来保证“以农业收入为主”和“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规定性，对经营规模大多只有下限要求、没有上限要求，可能把从事非农生产的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和公司性农场等评为示范家庭农场。（2）认定标准过低，示范家庭农场先进性不足不利于示范作用的发挥。例如，未对农场主的年龄、文化程度、经营经验以及农场的新技术采用和机械化水平等提出要求。（3）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没有拉开档次，不利于促进不同发展层次家庭农场的高质量发展。除了在经营面积上省级要求明显高于市级要求外，其他评定条件和要求的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差别不大。（4）认定标准中生态绩效指标太少，不利于新时代家庭农场的绿色发展。虽然有些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提出了“三品一标”的要求，但在绿色环保方面的要求过低，不能满足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 目前，各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存在的问题与我国家庭农场发展时间短、整体水平不高有关，但示范家庭农场的评选应该着眼于示范性和引领性，而不是照顾大多数。目前，有些地方的做法（如江苏省）值得借鉴。建议：对示范家庭农场的农业收入比重、家庭成员参与农场经营人数、雇工比例等有一个明确的量的要求，并规定经营规模的上限；适当提高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的门槛条件，例如，农场主的年龄要在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在中专和高中以上，近三年至少使用一项以上新技术等；大幅度提高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与市级标准明显拉开档次；增加生态绩效方面的要求，例如，把化肥农药使用强度、有机肥利用率等纳入示范家庭农场的认定条件。

目前，会计人员职务犯罪呈现出触犯罪名多、人员牵涉广、社会危害大等特点，但是有关会计人员职务犯罪的认定涉及许多问题，如会计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量刑等问题。具体来说，衡量会计人员职务犯罪首先要全面分析会计犯罪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和主观方面四个要件。只有对这四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才能真正地理解会计人员职务犯罪的确切内涵，从而对其进行正确的定罪量刑。

制定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标准应该以教师专业素质和能力为基础,文章分析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参考国际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认定的经验和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完善我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标准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