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20022014年森林资源丰富县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县域森林资源丰富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对"资源诅咒"假说进行了验证,并探讨其传导机制。实证分析表明:在县域层面,森林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森林资源丰富县并未因森林资源的比较优势而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其发挥的生态效益也没有助推当地经济增长,说明森林资源丰富县存在"资源诅咒"现象,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荷兰病"效应是"资源诅咒"的一个传导机制。

为研究森林资源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农村居民增收的影响，在理论分析森林资源丰富度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的基础上，利用2006—2020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宏观统计数据（统计数据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定量分析与检验了森林资源丰富度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与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1）森林资源增量提质、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均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且结果具有稳健性。2）异质性分析发现，森林资源质量提升以及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于资源充裕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而森林资源数量增加并没有促进该地区的农村居民增收。3）机制检验发现，森林资源丰富度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农民收入增长中存在协同作用，这一协同作用还能够提高乡村宜居宜业水平，进而增加农村居民收入。4）进一步分析发现，森林资源丰富度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够缩小城乡以及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这对助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提出了有效利用区域森林资源及其生态产品优势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助力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随着经济的发展,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文章定量分析了反映我国森林资源数量与质量的各项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森林资源消长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多种形式的关系。

【目的】检验森林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EKC互动关系,探索维持森林资源与经济增长协同发展路径。【方法】在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理论基础上,以人均森林蓄积量为因变量、不变价人均GDP为自变量、社会经济因素为控制变量,基于1986—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森林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运用面板单位根和协整检验方法,构建普通EKC模型和加入控制变量的扩展EKC模型,对比分析回归结果,并寻找不同省份拐点出现的时间路径。【结果】1) 2种类型EKC模型均支持人均森林蓄积量与经济增长的倒N形关系,人均森林资源随人均收入增长呈"下降→上升→下降"的演变过程,扩展EKC模型的拟合程度更高,其极小值和极大值拐点对应的人均GDP分别为639. 79元和33 560. 58元,且当前各省份处于扩展EKC的上升阶段; 2)不同控制变量对森林资源的影响作用具有差异性,技术进步、政府政策扶持与森林资源增长正相关,产业结构与森林资源增长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而人口规模则与森林资源增长负相关,人口增长将侵占森林资源增长空间; 3)多数省份在1990年之前陆续跨过极小值拐点进入上升通道,而不同省份森林资源到达极大值拐点所需时间有差异,到达极大值拐点的时间基本与地理空间分布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呈"东部最早、中部次之、西部最晚"的演变格局。【结论】当前我国森林资源与经济增长处于倒N形曲线关系的上升阶段,森林资源随经济增长而增长,但森林资源的增长空间将会达到饱和,人均森林资源增长将趋于稳态,可通过继续优化产业结构、加大林业投资、引入民间资本等措施,避免各省份人均森林资源到达极大值拐点后的下滑,到达极大值拐点后要引导森林资源向质量提升转变。

运用空间统计分析与ＧＩＳ技术的综合集成方法，针对中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第二次至第八次（１９７７～２０１３）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研究各省区森林资源增长率空间关联性规律及其演变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全国森林资源增长率空间聚集表现为前期趋同趋势减弱阶段，后期省际间资源增长率趋同趋势增强，达到２０１３年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达到最高值０．４１５５；资源增长率局部空间自相关则表现为森林资源增长高值省区主要集中于京津冀和＂长三角＂东部沿海地区，而森林资源增长缓慢的落后区域则聚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

基于文献和统计数据描述了美国森林资源现状,对20世纪50年代至今美国森林地资源和森林蓄积量增长进行了介绍,并按地域、权属、立木尺寸等分组标准分析了森林地和森林蓄积量增长的构成,结合美国森林资源管理政策,阐述了对我国森林资源管理的启示。

基于文献和统计数据描述了美国森林资源现状,对20世纪50年代至今美国森林地资源和森林蓄积量增长进行了介绍,并按地域、权属、立木尺寸等分组标准分析了森林地和森林蓄积量增长的构成,结合美国森林资源管理政策,阐述了对我国森林资源管理的启示。

新一轮集体林产权改革是否会导致农户过量采伐林木从而抑制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增长一直存在争论。以改革所形成的产权强度为切入点分析认为,改革使得集体商品林的产权强度高于集体公益林。基于云南省2005年和2015年的森林资源调查数据和农户调查数据,以森林资源的郁闭度和蓄积量作为森林资源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指标,以分林到户的集体公益林作为对照控制组,以分林到户的集体商品林作为实验组,采用DID模型实证检验产权强度差异对森林资源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配套改革提高了农户持有的商品林地的产权强度,产权强度的提升又通过激励农户的经营行为,提高了林地的郁闭度和蓄积量,促进了森林资源增长;农户持有的集体商品林没有出现过量采伐。

新一轮集体林产权改革是否会导致农户过量采伐林木从而抑制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增长一直存在争论。以改革所形成的产权强度为切入点分析认为,改革使得集体商品林的产权强度高于集体公益林。基于云南省2005年和2015年的森林资源调查数据和农户调查数据,以森林资源的郁闭度和蓄积量作为森林资源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指标,以分林到户的集体公益林作为对照控制组,以分林到户的集体商品林作为实验组,采用DID模型实证检验产权强度差异对森林资源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配套改革提高了农户持有的商品林地的产权强度,产权强度的提升又通过激励农户的经营行为,提高了林地的郁闭度和蓄积量,促进了森林资源增长;农户持有的集体商品林没有出现过量采伐。

收集整理了2000~2006年山西省属于县域经济范畴的96个县(市)的经济统计数据资料,从中筛选出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确定了县域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描述其增长的一般特征;根据经济增长理论,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计量方法,建立了反映经济增长与影响因素关系的增长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探究山西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及作用大小,为山西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一些规律性认知和支持。

水资源系统与许多因素有关,如各种水资源量、人口、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等,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典型的复杂非线性系统。以最大流原理为基础,导出了描述水资源系统的信息动力学演化方程,建立了水资源评价的信息动力学模型,运用信息动力学模型建立了评价标准。该模型无需人为给定参数,客观性强,操作简便。最后运用理论模型对辽西沿海诸河流域水资源丰富度进行评价分析,得到各流域的丰富度状况,并与其它模型评定结果做出了比较,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较好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由于该模型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水资源丰富度系统的演化动力学机理和水资源系统时空演变特性。因此,不仅在评价上有较大的优越性,在水资源丰富度发展变化状态的预测上也具有...

森林生长过程中极容易遭受病虫害的侵袭,不仅容易给树木造成严重影响,而且还容易带给整个森林无法弥补的损伤。为了更好地实现森林经济效益的持续增长,为了保证森林资源在促进社会稳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发挥,探索森林病虫害的有效防治策略,并予以积极落实就显得极为重要。基于此,文章就森林病虫害的防治进行研究分析,希望可以为森林资源经济效益的持续增长提供借鉴。

本文运用中国2000年县域截面数据,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基于新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假设检验,首次对2000年中国2030个县域的增长集聚与差异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表明,2000年中国2030个县域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性,县域经济增长不仅与人力资本、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且还与相邻县域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新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县域经济增长的形成原因。

自然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增长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拥有较高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或地区有着更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在现实经济发展中,一些资源具有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出现了经济水平发展较低的情况。本文基于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借鉴相关文献,利用中国地级市相关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尝试对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进行探索。以此为基础,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环境、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提出有利于推进中国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的对策。

随着我国向市场经济渐进步伐的加快,国有森林资源产权制度也发生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从国有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初始界定、变迁的启动和变迁的渐进三个阶段,对建国以来我国国有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变迁过程进行了阐述,并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国有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变迁进行了实证与规范分析,为我国目前进行的国有森林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