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是单独还是联合进行生产经营决策关系到如何细化我国"统分结合"的农业经营体制问题。本文关注了农户在土地投资中的决策模式选择,并认为由于我国地块面积非常狭小,除了土壤改良投资以外,农户们在面积狭小、紧挨着的地块上进行的大部分长期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和改变用途投资)表现出强烈的规模经济、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特征,联合投资将是他们的合理选择。基于江苏省18县4796个地块样本,本研究一方面揭示农户长期土地投资的联合性,另一方面分析地块规模对农户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在地块上进行的基础设施与改变用途投资中接

研究目的:基于江苏省18县地块和地片层面调研数据,通过对比分析有机肥投资和改变用途投资,揭示承包地确权的投资效应因决策模式不同而存在的差异,并讨论地块规模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方法:多期双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研究结果:(1)不同于独立决策的有机肥投资,改变用途投资决策模式有集体决策和独立决策之分;(2)承包地确权对农户有机肥投资有激励效应,对改变用途投资则表现出抑制效应;(3)对于承包经营地块,随着地块面积的扩大,确权对改变用途投资的抑制效应随之明显减弱;(4)确权通过增加土地流转和信贷可得性来影响投资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研究结论:承包地确权通过降低土地产权风险有利于促进独立决策的投资,但也会增加集体行动失败风险和协商成本妨碍集体决策的投资,从而导致投资效应的差异。削减承包地细碎化将有助于减弱确权对集体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三权分置思想指导下,保护农户承包权益的同时,也应明确村集体在组织农户集体决策中的职责与行为规范,并积极探索有利于削减分配细碎化的土地调整新规则。

现阶段大量农地转入户未能在扩大经营规模的同时实现地块的连片集中。本文从地块规模门槛视角将农地特征划分为绝对连片、适度连片和分散化三种类型,并利用湖北省农地转入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地块规模门槛标准下的农地连片情况,后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考察了各地块规模门槛标准下不同农业生产效率指标在三种农地连片水平间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农地连片集中有助于农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且适度连片的效果优于绝对连片。现行农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方式下,将最小地块规模增大到5～8亩有利于水稻种植户获得较高的综合农业生产效率。因此,大小农户均可通过增大地块规模获得规模经济,且大规模农户无需追求地块的绝对连片。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一直是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热点。在扩大农户经营规模的同时,扩大地块规模也是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方面。小规模细碎化经营一些广为人知的影响是它既表现出妨碍规模经济效率的一面也表现出有利于范围经济的一面。很少被提及的另一个影响是在紧挨着的小地块上如果不同步生产相同作物将会有强烈的外部性,因此个体决策自由度和配置效率受限,即无法迅速地将地块配置到高价农产品的生产中。基于租金可以简单而全面反映地块价值的假设,不同地块规模的经济价值差异应当表现为每亩地租的差别,本研究利用8省调查数据评估当前条件下地块规模扩

本文着重从地块层面考察规模经济及其来源,探讨要素不可分性对农业生产规模经济的影响。本文以小麦、玉米和水稻三种粮食作物为例,利用来自全国8省的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地块规模对农机使用、劳动投入、土地投资、粮食单产以及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地块规模变量并非在每种作物的各方程中都显著,但总的来说,扩大规模会降低农机作业成本、提高农户使用机械和进行土地投资的概率,同时也会降低亩均劳动投入量。从成本方面看,水稻单位产品生产成本随地块规模的扩大而递减,即存在地块规模经济;小麦和玉米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与地块规模则呈"正U型"关系,表现出由地块规模经济向地块规模不经济转变。从产量方面看,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与地块规模呈"正U型"关系,小麦和玉米单位面积产量则随地块规模扩大而递减。成本方面的地块规模经济意味着地块合并整理、地块规模扩大有利于降低成本和增加农民收入;而单位面积产量随地块规模扩大而递减意味着处于撂荒和非粮化边缘的地块应该成为土地整理政策的重点对象。此外,除了地块合并整理外,"联耕联种"等也是地块规模经营的重要形式和有益补充。

本文着重从地块层面考察规模经济及其来源,探讨要素不可分性对农业生产规模经济的影响。本文以小麦、玉米和水稻三种粮食作物为例,利用来自全国8省的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地块规模对农机使用、劳动投入、土地投资、粮食单产以及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地块规模变量并非在每种作物的各方程中都显著,但总的来说,扩大规模会降低农机作业成本、提高农户使用机械和进行土地投资的概率,同时也会降低亩均劳动投入量。从成本方面看,水稻单位产品生产成本随地块规模的扩大而递减,即存在地块规模经济;小麦和玉米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与地块

农户经营规模和土地生产率关系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经典议题之一。本文在土地流转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讨论了我国农户经营规模扩大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测量两者之间关系面临的种种干扰。除了农户规模本身的作用外,理论和实证检验均表明存在土地流转市场时不同规模农户在土地生产率上的差异还可能源于农户和土地的异质性,譬如土地更多流向经营能力强的农户、流转多劣地等等。基于固定农户的固定地块数据可以有效控制异质性的实证策略,本文利用4个省两期跟踪调查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再检验。研究发现,来自固定农户固定地块的证据表明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并不会影响粮食单产,而不控制固定地块时往往会得到两者负相关的伪结论,并且仅控制固定农户时上述伪结论更为明显。这一结果意味着不必担心规模经营会威胁粮食供给。

在黑土耕地质量退化问题日益严重的现实背景下,利用吉林省黑土区680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价值感知和政策工具对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理及内在逻辑。研究表明:价值感知对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决策具有显著影响,而政策工具对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决策的驱动作用有限,但政策工具通过其调节作用能够增强利益感知对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的促进作用,同时弱化风险感知对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的抑制作用,显著增加了价值感知对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决策的正向影响。因此在推进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农户价值感知的内在激励作用,强化政策工具的外在驱动力,把握政策工具对价值感知的调节作用对推进农户参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小农户家庭经营仍是当前我国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而且一户经营多块土地的现象较为普遍；农地确权可以通过影响农户的投入决策和土地流转决策对农地利用效率产生影响，因而深入探讨农地确权对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现有文献对此缺乏研究。本文认为，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是农地确权作用于农地利用效率的主要路径之一，单从这条路径来看，农地确权不仅要促进土地流转，而且要使农地向高效率的农业生产经营者集中、要改善农户的分散经营状态，才能显著提升农地利用效率。然而，在现实中可能存在多种因素对该路径形成阻碍，导致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未能充分显现。基于2019年在吉林、江苏、四川三省297个村庄抽样调查的1 058份问卷，运用DEA-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显示：相比未确权的农户，已确权农户最大地块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较低，反映出当时样本村庄的农地确权还未有效促进农地利用效率的提高，甚至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相比未确权的农户，已确权农户在确权后的土地转入概率较高，但最大地块面积较小，而有土地转入的农户比没有土地转入的农户、最大地块面积较大的农户比最大地块面积较小的农户最大地块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更高，表明在农地确权影响农地利用效率中土地转入具有遮掩效应、最大地块面积具有中介效应。可见，农地确权提高了已确权农户转入土地的概率，土地的转入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农地确权与农户最大地块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之间的负相关性，但并没有加大最大地块的面积，由此带来的经营分散加剧可能正是已确权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低于未确权农户的原因之一。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对农地确权影响农地利用效率的土地流转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并针对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进行了经验分析，深化了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研究，也细化了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不但要继续化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和持续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回头看”工作，还应扫除阻碍农户土地流转的其他障碍，加强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引导和农村土地整治，促使农地向高效率经营主体集中，并努力解决农户多地块分散经营的问题，进而更有效地促进农地利用效率提升。

小农户家庭经营仍是当前我国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而且一户经营多块土地的现象较为普遍；农地确权可以通过影响农户的投入决策和土地流转决策对农地利用效率产生影响，因而深入探讨农地确权对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现有文献对此缺乏研究。 本文认为，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是农地确权作用于农地利用效率的主要路径之一，单从这条路径来看，农地确权不仅要促进土地流转，而且要使农地向高效率的农业生产经营者集中、要改善农户的分散经营状态，才能显著提升农地利用效率。然而，在现实中可能存在多种因素对该路径形成阻碍，导致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未能充分显现。基于2019年在吉林、江苏、四川三省297个村庄抽样调查的1058份问卷，运用DEA-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显示：相比未确权的农户，已确权农户最大地块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较低，反映出当时样本村庄的农地确权还未有效促进农地利用效率的提高，甚至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相比未确权的农户，已确权农户在确权后的土地转入概率较高，但最大地块面积较小，而有土地转入的农户比没有土地转入的农户、最大地块面积较大的农户比最大地块面积较小的农户最大地块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更高，表明在农地确权影响农地利用效率中土地转入具有遮掩效应、最大地块面积具有中介效应。可见，农地确权提高了已确权农户转入土地的概率，土地的转入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农地确权与农户最大地块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之间的负相关性，但并没有加大最大地块的面积，由此带来的经营分散加剧可能正是已确权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低于未确权农户的原因之一。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对农地确权影响农地利用效率的土地流转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并针对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进行了经验分析，深化了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研究，也细化了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研究表明，不但要继续化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和持续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回头看”工作，还应扫除阻碍农户土地流转的其他障碍，加强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引导和农村土地整治，促使农地向高效率经营主体集中，并努力解决农户多地块分散经营的问题，进而更有效地促进农地利用效率提升。

本文基于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分析地块规模约束下的化肥减施逻辑，利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7个省（自治区）的玉米种植户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wo-stage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2SLS）分析地块规模对化肥投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扩大地块规模可以降低化肥投入强度，提高化肥投入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与小农户相比，规模农户扩大地块规模对化肥减施的影响更大；对于化肥投入强度越高、投入效率越低的农户，扩大地块规模对化肥投入的影响越大。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机械作业替代农业劳动，是扩大地块规模促进化肥减施的作用机制。

农户是农业用地的直接支配者,其对农业土地利用的决策直接影响农业景观格局。分析影响农户土地利用决策的因素,可为指导农业用地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以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为例,在地块尺度上,通过构建相似度框架,定量分析相邻关系、血缘关系和社会经济条件对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将地块种植作物视为农户土地利用决策)的影响,阐明微观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相邻关系(居住位置相邻)与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具有微弱关系,不存在农户决策相似性随距离衰减的情况;②血缘关系中以兄弟关系数量最多,68.92%的兄弟关系中农户决策倾向于相似和偏相似,兄弟关系对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③农户社会经济条件与农户土...

[目的]探究经营规模、地块数量和土地转入对农药使用强度的影响。[方法]利用中国家庭大数据库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2017年全国8 695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经营规模、地块数量和土地转入对农药使用强度的影响，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①经营规模对农药使用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扩大经营规模有助于农药减量；②地块数量对农药使用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药的过量投入；③土地转入对农药使用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在转入土地上的农药用量相对较大，土地转入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经营规模的农药减量作用；④经营规模、地块数量和土地转入对农药使用强度的影响在不同作物之间存在一定的异质性。[结论]可以通过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推广联耕联种模式、改善土地经营权益稳定性等措施促进农药减量。

在耕地多功能利用、农户耕地需求偏好多样性理论基础上，基于地块尺度构建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过程与土地利用单元之间感知—响应反馈环路。采用野外采样与实验分析、农户调查和计量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利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２３８户农户与对应地块采样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断调整土地经营目标，导致农户在土地利用方式、利用程度、投入强度上产生差异，对土壤中有机质、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和ｐＨ值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政府应通过提高农业比较效益、适度发展土地规模经营和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等环境友好型施肥技术，科学引导农户合理利用耕地资源，实现耕地资源可持续生产能力的提高。

家庭联产承包以来土地细碎化及规模低效率一直是我国农业政策和学术研究关注的热点,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地块过小妨碍了规模经济的实现。本文对地块层面的规模经济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利用江苏省金坛市水稻生产的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测度。分析发现,面积大的地块与面积小的地块在单产方面并无显著差异,但由于在机械利用等方面存在地块规模经济,大地块农业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成本更低。实证结果表明,单位产品成本随地块面积递减,这意味着存在地块规模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