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资公司是介于市场交易和兼并之间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它的存在会产生多种影响。一方面,合资公司中的协同效应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另一方面,成立合资公司也会导致相关企业市场势力的上升,损害福利。通过一个零售合资企业模型,本文发现实际上这两个方面之间是彼此相关的。具体地,若没有协同效应,则不存在一个可行的利润分配原则和生产配额使得相关企业有意愿加入合资公司,进而无法达到增强市场势力的目的。基于这种关联性,本文给出了针对零售合资公司的反垄断政策建议:在高营利性行业中,当市场集中度较高时,应适用合理性原则;相反,当市场营利性较差或集中度较低时,需采用本身合法原则。

从实体之间关联稳定性的角度对供应链协同进行研究,通过供应链实体关联稳定性分析,供应链系统动态非线性建模,进行李亚普诺夫指数稳定性判定,通过数值仿真得出满足系统关联稳定性的实体关键指标的阈值范围,为供应链实体运作提供预警依据。

【目的】利用挤压协同酶法制备高粱蛋白ACE抑制肽,为提高高粱蛋白资源的利用效率提供参考。【方法】以高粱粉为原料,先经挤压处理,再经淀粉酶酶解,最后通过碱性蛋白酶酶解,获得高粱蛋白ACE抑制肽。研究物料水分、挤压温度和淀粉酶活力对高粱蛋白酶解液的水解度和ACE抑制活性的影响,并探讨高粱蛋白ACE抑制肽的稳定性。【结果】随着物料水分含量和挤压温度的增加,挤压过程中单位机械能耗(SME)逐渐降低。在挤压环境下,高粱中淀粉和蛋白质的相互结合变得松散,淀粉-蛋白质包埋体系被破坏;同时高粱中球形蛋白质体被打破,提高所获得高粱蛋白的酶敏感性,在碱性蛋白酶的作用下生成更多具有抑制活性的短肽。挤压过程中物料水分含量和挤压温度以及α-淀粉酶活力对高粱蛋白酶解液的水解度和ACE抑制率有显著影响。随着物料水分的增加,蛋白质分子的聚合程度下降,使得高粱蛋白酶解液的水解度和ACE抑制率随之增加,当物料水分增加至19%后,挤压过程对蛋白质周围的淀粉分子的破坏作用降低,水解度和ACE抑制率的上升趋势趋于平缓;当挤压温度从120℃增加至180℃时,高粱内部的蛋白质-淀粉包埋体系破坏加剧,同时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在高温作用下的变性程度加大,高粱蛋白酶解液的水解度由7.42%增加至11.06%,同时高粱蛋白ACE抑制肽的抑制率也由46.57%增加至53.41%;挤压后高粱粉经α-淀粉酶处理,进一步去除包裹在蛋白质周围的淀粉,发现随着α-淀粉酶活力的增加,高粱内部的蛋白质-淀粉包埋体系破坏程度加剧,为制备高粱蛋白ACE抑制肽提供更多原料,导致高粱蛋白酶解液的水解度和ACE抑制率随之增加,当α-淀粉酶活力增加至2.0 U·g-1时,淀粉酶与淀粉结合达到饱和状态,水解度和ACE抑制率趋于稳定。高粱蛋白ACE抑制肽经温度和酸碱处理后,ACE抑制活性在68.1%—71.31%,保持了良好的抑制活性;高粱蛋白ACE抑制肽在体外经胃肠道酶系消化酶解后,ACE抑制活性均高于73%,依然保持了较强的ACE抑制活性,说明挤压协同酶法制备的高粱蛋白ACE抑制肽具有长期保存有效性,同时能够在胃肠道消化后保持生物活性。【结论】采用挤压协同酶法可以显著提高高粱蛋白酶解液的水解度和ACE抑制肽的活性,同时制备的高粱蛋白ACE抑制肽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为拓宽高粱的利用和制备功能性食品配料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近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迅速,但普遍存在稳定性不高、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因此,提高联盟稳定性、改进联盟绩效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基于管理协同理论,从资源协同、目标协同、知识协同、关系协同、创新协同视角,以成员信任度为调节变量,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稳定性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联盟成员资源协同、目标协同、知识协同对联盟稳定性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协同、创新协同对联盟稳定性存在负向影响。基于此,提出促进联盟稳定性的对策建议。

一国服务业的发达程度体现了一国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也成为衡量国力的标志，我国服务业水平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该文认为，经济结构失衡是中美服务贸易长期逆差的原因，也是中国货币超发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不当的引资政策导致美国ＦＤＩ在我国投资不平衡，这又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福利。该文通过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不同的视角分别研究中美服务业跨国投资的福利协同效应，结果也证实了现阶段进入我国服务业的美国ＦＤ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大，在某些行业甚至还出现了负效应。在此基础上，作者就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合理利用美国服务业ＦＤＩ、加快我国经济转型提．．．

从资源互补性、公司学习和组织公平这三个维度来分析它们是如何影响合资公司的稳定性。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合作关系对合资公司来说意义重大。研究发现，资源互补性对合资公司的稳定性有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会受到公司的学习行为和公司组织公平的调节。

文章基于区域物流生态系统内部种群关系,借鉴自然界生物种群竞争与合作的共生演化思想,构建区域物流生态系统内部竞争、合作及竞合协同演化模型,运用微分方程定性辨别方法对三类模型的稳定条件进行分析。

实现母子公司间的协同效应是企业集团管理的重要目标,母子公司协同效应主要取决于外部与内部两方面的影响因素,就这两方面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母子公司间协同效应的主要因素有: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子公司的重要性、母公司战略控制的强度、沟通能力以及绩效管理能力,而与地理距离、信息化水平、文化差异程度三个因素并无显著关系。

如何合理确定并购公司价值和实现并购双赢,是资本运作的重大课题。目前的价值评估理论更多侧重于分析公司的公平价值,而较少考虑并购对目标公司价值的影响,因而评估价值往往不能得到并购双方的认可。本文重点探讨协同效应对目标公司评估价值的影响;试图建立一个适用于并购活动中的价值评估模型,并通过对并购中协同效应的分析,公允地计算目标公司的价值,从而确定一个并购双方都认可的价值区间。

西方并购理论认为公司并购存在着协同效应,为此,许多并购公司向目标公司支付了大量的溢价,结果使许多并购公司因支付溢价而逐步发生亏损、财务危机甚至破产。文章通过分析公司并购中协同效益产生的条件,以及利用协同效应来补偿支付溢价的难度,提出了在许多情况下公司并购的协同效应是个陷阱的结论。

在公司并购动因的理论探讨中,“税收协同效应”一直是备受关注的因素,经济学家们对并购的税收协同效应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与辩论,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本文探讨了税制中形成并购税收协同效应的因素,以及经济学家们对这些因素的理论贡献。

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2005年度并购事件中的86家样本公司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对收购公司没有产生应有的协同效应,收购公司的股东财富受到损害,市场对并购的前景持怀疑态度。另外本文还分行业、交易类型对并购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不同行业的并购其协同效应的差异并不明显,是否为关联交易对协同效应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

公司并购的主要动机在于获取协同效应,而这也是公司并购创造股东价值的主要驱动力。本文系统回顾了西方学者们对公司并购协同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同时也论述了其对理论推断与实证结论之间所构成了“公司并购协同效应悖论”的主要解读思路;最后提出了笔者对“公司并购协同效应悖论”的解读思路。

协同效应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经济学家解释企业并购的著名理论之一。本文以1999-2002年我国上市公司发生的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采用以面板数据、多种统计分析方法和以财务指标为基础的综合评价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的协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从总体上看,短期内,企业并购产生了积极的协同效应,但从长期来看,企业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是消极的;收购股权、关联交易和法人股为第一大股东对协同效应的影响是正面的,而横向并购、混合并购、并购后第一大股东有变动、并购后收购公司成为目标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或可以直接或间接控制目标公司或可以对目标公司施加重大影响、A股流通股为第一大股东、国家股为第一大...

协同效应是购并后的企业之合理预期价值的净现值大于企业未合并而单独运行时的预期价值净现值之和的部分。协同效应估价研究分为事后计量研究和事前预测研究。在企业购并活动中,事前的协同效应预测研究比事后的协同效应实证研究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