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深化金融生态研究的角度出发,通过借鉴生态学关于生态风险的评价理论,提出了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概念,分析了其与传统金融风险以及金融生态评价的联系和区别,并探讨了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评价原则和基本评价方法。为降低风险评价的难度,进一步建立了区域金融生态风险评价的简化框架以及相应的指标体系;并且利用生态学前沿研究成果-能值分析理论,刻画区域金融生态整体发展质量,促进金融生态观念在金融发展实践层面的应用。

生态风险评价已进入到区域生态风险评价阶段,评价尺度的扩展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生命支持系统的关注和对环境进行管理和决策的实践需要。针对区域尺度的生态风险评价,着重从评价区域类型、评价内容、范式、方法、技术、模型等层面进行综述。结果表明:区域生态风险评估的核心和关键是合理选择和表征区域生态风险源和风险受体,科学探讨和量化多风险源和多风险受体的交互作用。面向未来,区域生态风险评价应该在等级斑块动态理论框架指导下,发展一套具体的评价方法,深入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加强G IS技术和其他模型、技术的综合运用。

以湖北省随县为研究对象，基于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选择干旱、洪涝、水土流失和污染为生态风险源，对河流、城市、草地、森林等生态系统展开系统评价和实时监测，通过计算综合风险概率及生态综合损失度得到该区域的生态风险值。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区总体上生态风险值从周边向内部逐步减小，整个风险值呈现出一种带状的分布结构，体现了该研究区生态风险的空间异质性。

本文以区域为研究空间载体,同时兼顾区域内与区域间,试图探究具有完整性和系统性的区域金融风险传导机制。区域内研究着重以经济运行主体的四大经济部门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区域内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家庭部门以及金融部门可能存在的风险源及其传导路径;区域间是通过区域间银行债权债务关系网、企业担保链条以及区域产业分工进行传导。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完善区域金融风险监控和协作体系、提高银行资产质量、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管理以及加强企业风险源监测提出相应建议。

本文以山东省三个城市为例,提出了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就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提出了政策建议。

首先依据金融生态环境理论的研究成果,建立了两岸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从金融发展指标和综合环境指标两方面,分别进行动态分析和对比分析,最后运用灰色关联度法进行了总体分析,综合评价了两岸十个省市的总体金融生态环境。

通过采用中国省份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极端气候灾害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极端气候能够提升区域金融风险水平，且这种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第二，极端气候对不同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受极端气候事件的冲击更大；第三，极端气候主要通过居民部门、企业部门两种渠道提升区域金融风险水平，其中中西部地区居民部门中介效应最明显。

农村微型金融机构在弥补正规金融支农不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面临一系列风险隐患,如何动态把握其金融风险状况显得尤为重要。基于VaR模型,对2000～2010年我国各区域农村信用社99%置信区间下的VaR风险值进行定量评价,得出结论:从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圈、构建区域金融风险预警监测体系和实行区域间有差别的信贷政策三方面着手,控制我国农村微型金融机构风险,保障其稳健、有效运行。

长江经济带正逐步成为我国畅通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其隐含金融风险也不容忽视。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2014～2019年金融风险空间关联和传染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省市间区域空间关联网络紧密程度高，有“小世界”特征；近两年区域内风险传染效应走高；上海、江苏常年属于区域内中心位置，影响力大；贵州近年发展到中心位置，应抓住契机增强实力；重庆作为“媒介”，应保持金融活力。

采用"点轴体系"及"中心地理论"来描述和表征区域人类活动的空间集聚特征,以此反映湿地区域人类活动直接风险来源,通过土壤侵蚀与非点源污染途径,区域非湿地部分(森林、水田、旱地等)通过物质联系(泥沙、氮磷、水等的输出与输入)方式也会对湿地健康造成影响,反映湿地区域人类活动间接风险来源。基于对人类活动影响湿地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的区分以及相应部分风险指标的选择,论文最终完成三江平原湿地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研究工作。结果表明:DMSP/OLS(Defense Meteorological Program Operational Line-Scan System)夜间灯光及多等级道路数据可以用于区域点轴体系描述,从而表征出湿地区域人类活动直接风险来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高和极高风险源强度等级与区域高等级中心地和高等级道路拟合程度较好;由于较高的生态资产及脆弱性水平,湿地有最高的生态风险水平;三江平原低、中、高和很高风险等级所占比例分别为64.00%、24.28%、10.38%、1.34%,大部分为低和中等风险水平,但有关风险防范任务仍不可掉以轻心,特别是在相应的高等级风险分布区域;南部地区有较高的风险水平,因此需要着重加以保护。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来看,一般认为水田、旱地为生产功能区,森林、湿地为生态功能区。过分关注水田、旱地的生产服务功能会造成下游湿地过量的物质输入从而加剧其风险水平;相反,注重森林保育能够减少泥沙、氮磷等大量输出风险,增加流域产流,从而可为下游湿地健康维持作出贡献。因此,水田、旱地与湿地间是一种生态服务权衡关系,森林与湿地间是一种生态服务协同关系,因此,风险管理方面,应强调区域"点轴体系"与湿地间的空间邻接关系,注重湿地重点生态风险来源(地点与方位)的防范以及湿地与非湿地类型间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权衡及协同管理问题。可为从区域整体水平上削减湿地健康风险水平提供指导和帮助。

通过熵值法构建区域金融风险指数，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以及二者的协同作用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均会抬升区域金融风险，且金融分权的影响更大；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具有协同效应，使区域金融风险进一步上升；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因区域、地方债务规模和分权匹配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为此，提出提高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匹配度、降低金融分权程度并促使地方政府金融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合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等对策建议。

当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给各行业带来了新的契机，对我国的国民经济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区域金融风险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测算出中国2011—2019年31个省市的区域金融风险指数，通过相关检验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的影响，以及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更充分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促进区域金融风险的空间溢出效应，但是技术水平的提升和政府监管水平的提高会抑制这种溢出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建立完善监管系统、提升政府信息透明度以及提高创新能力等建议。

国际经济一体化加剧了金融领域的竞争。金融创新已成为促进金融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的立足点。但金融创新也不可避免地带来金融风险。本文分析了区域金融创新和区域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规避金融风险的需求激发了金融创新,而与此同时,金融创新又可能从多方面造成区域内的金融风险。因此,在经济区域内实施风险控制,以降低区域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是很有必要的。

文章认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应包含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个子体系,共设计127项指标。定量指标设计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金融资源水平、社会信用和法制环境3个目标层、14个准则层,计90项指标;定性评价包括金融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和执行状况等四项标准,计37项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