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我国三大经济圈为重点研究对象,构建了绿色金融—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测算了三大经济圈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引入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了2008—2015年三大经济圈绿色金融—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与综合协调指数,并对测算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发现,我国三大经济圈绿色金融发展震荡幅度较大,各区域存在较大差异,珠三角的福建省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三大经济圈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发展平稳,并具有增长态势。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测算结果显示,三大经济圈绿色金融发展与生态环境并未实现协调一致发展,大部分地区处于拮抗阶段,并逐渐接近磨合阶段;三大经济圈绿色金融—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较低,仅珠三角的福建省达到协调发展状态。

生态环境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与基础,绿色金融作为支持国民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一种金融创新,能够合理配置且最大限度地引导有限资源向环境保护的方向倾斜。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以西部区域生态屏障重要省份甘肃省为例,测算了2013—2018年间绿色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该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在逐年提升,但整体基础依然薄弱;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具有逐年向好的增长态势;二者的耦合从拮抗阶段逐渐接近磨合阶段;绿色金融——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协调水平也从中度失调过渡到勉强协调状态,但绿色金融对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程度依然较低。据此结论,笔者从加大金融产品体系创新、实施绿色金融激励政策、支持生态产业和产业绿色改造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通过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各省市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函数判断我国各省市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结果发现:总体上,我国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处于勉强的调和解阶段,但如不加强对生态环境的建设,其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状况有恶化的趋势。

文章以我国五个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绿色金融和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选取2011—2018年相关指标数据测算了各区域绿色金融和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水平;进一步引入实证模型,测算了各区域两系统间历年的耦合关联度和协调度,并对研究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五个经济区域的绿色金融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且绿色金融对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但作用效果存在阈值效应,只有确定合理的绿色金融发展步伐,才能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我国30个省份2008—2018年面板数据为例，研究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发展状态。结果显示：我国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绿色金融水平在波动中上升但发展相对滞后。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度发展较平稳，处于拮抗阶段，西部地区耦合度近年来有下降趋势。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上升，由中度失调阶段过渡到轻度失调阶段。地区差异方面呈现东部最大、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地区较小的状态。总的来说，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绿色金融与绿色科技深度耦合、协调发展是“双碳”背景下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必然要求。本文在梳理二者交互耦合理论机制基础上，利用Dagum基尼系数、莫兰指数和空间马尔可夫链测度2010～2020年中国30省(区、市)绿色金融与绿色科技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耦合协调度呈东高西低、东快西慢的分布格局，结构由“金字塔”型转变为“橄榄”型，中间水平省(区、市)占主导；基尼系数呈加速增长的“J”型趋势，总体差异主要来源是：区域间>区域内>超变密度；(2)耦合协调度呈空间正相关且集聚程度不断增强。高-高集聚出现在长三角地区，低-低集聚的省(区、市)位于西部和东北地区；(3)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更新了基于传统马尔科夫链的研究结论：状态演进不仅存在“锁定”效应，还会受到邻近地区的“空间拖拽”,表现出“俱乐部趋同”现象。应强化空间治理，完善耦合协调发展的溢出通道建设，更好地实现绿色金融与绿色科技有效结合。

在阐释农业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二者之间的耦合度量模型。并对中国2005年31省区(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农业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各省区农业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耦合度均处于较高水平,但协调度却差异显著,且以中度协调与高度协调为主;从环境与经济关系看,绝大多数省区处于不同程度的环境滞后型或经济滞后型,农业生态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还远没有达到良性共振的状态。

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相互促进、相互支持,二者耦合协调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文章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以2011—2015年贵州省9个市(州)的面板数据为例,研究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其结果表明:①贵州省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整体评价指数得分较低,绿色金融发展滞后;②贵州省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整体表现一般,循环经济发展与绿色金融支持基本保持初步耦合与协调状态;③从时间上来看,贵州省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耦合度与协调度在2011—2015年以保持稳定为主,但个别市(州)出现了下滑。因此,贵州省经济可持续发展,务必协调好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低发展陷阱"。

本文针对京津冀循环经济和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问题，构建了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综合评价体系，基于2013～2020年面板数据利用熵权法对两个系统开展综合评价，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京津冀区域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北京在循环经济和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上领先于天津和河北，京津冀三地循环经济和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均呈现出逐渐提升的状态。在耦合度方面，北京和天津处于高耦合阶段，循环经济和绿色金融进入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双赢阶段，河北一直处于良性耦合阶段。在耦合协调度方面，北京进入了中度协调阶段，天津和河北处于基本协调阶段。基于以上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黄河流域是"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在我国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文章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模型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估,并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指数由2011年的0.316曲折上升至2019年的0.609,年均增长8.5%,其绿色发展指数由2011年的0.366逐步上升至2019年的0.652,年均增长7.5%,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指数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优于全国整体水平,其绿色发展指数整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劣于全国整体水平,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指数相较于生态环境指数前期增速较慢,后期增速则较快。(2) 2011-2019年,黄河流域上游生态环境指数平均得分为0.476,中游为0.425,下游为0.403,整体呈现上中下游依次递减格局,黄河流域上游绿色发展指数平均得分为0.473,中游为0.482,下游为0.527,整体呈现上中下游依次递增的分布特征,黄河流域上游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平均得分为0.482,中游为0.467,下游为0.470,整体呈高-低-中分布,空间发展不均衡。(3)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由2011年的0.412增长至2019年的0.561,2011-2019年间整体呈现持续上升态势,略低于全国整体水平,其耦合协调度基础较好,但提升速度较为缓慢,中后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发展较为滞后。研究结果验证了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定量分析了2011-2019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水平以及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对于推动该地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应兼顾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弥补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建立跨区域互动合作和协同治理机制,实现上中下游地区均衡与协调发展。

本文以耦合关系为切入点,探讨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并以此为基础,为实现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出了相应的策略,以期对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给予一种新的诠释,为后期旅游经济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文章构建了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指标体系，运用数学模型测度了2000—2017年广西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并运用GM (1,1)模型进行预测。结果表明：第一，2000—2017年，广西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建设水平均逐年提高，耦合度保持在颉颃阶段，并具有即将突破该阶段进入磨合阶段的态势；第二，耦合协调等级由濒临失调类经由勉强协调类逐渐演化至初级协调类，并从2012年起在旅游经济领先于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由勉强协调类旅游经济滞后转变为勉强协调类生态环境滞后；第三，预测结果表明，从2018年起，后续9年内广西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将持续提高，且具有从初级协调到中级协调突破的可能性。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全局(局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我国省域2005—2015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大多数省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处于勉强协调状态,为拮抗向磨合阶段过渡时期;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处于逐渐上升趋势,随着时间演化空间差异逐步缩小;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在全局上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且其依赖性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弱。局部集聚模式呈现出向高-高集聚模式演进的趋势。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全局(局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我国省域2005—2015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大多数省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处于勉强协调状态,为拮抗向磨合阶段过渡时期;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处于逐渐上升趋势,随着时间演化空间差异逐步缩小;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在全局上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且其依赖性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弱。局部集聚模式呈现出向高-高集聚模式演进的趋势。

绿色金融兼具金融资源配置与环境规制双重属性，探究生态环境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对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借助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等方法揭示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并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解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态势，并伴随着多极分化现象，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提升速度快于上游和中游地区。（2）流域内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特征明显，呈现出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成都、重庆为次核心的多元发展格局。（3）绿色创新、政府支持、开放程度、经济基础、人力资本、产业结构、能耗强度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作用效果依次减弱，且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具有时空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