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研究非常多,但鲜有针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平均指标(比如人均GDP)进行因素分析。本文通过构建平均指标的因素分析模型,对2000年与2009年广东省经济发展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流动不均衡,这一结果可以为我国协调区域均衡发展的工作提供政策启示。

This paper uses GDP per capita,rural per capita net income and urban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to depict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based on which,the inequality index GEM and polarization index TW a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inequality and polariz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aggregation level of nation,belt and province from 1993 to 2003.According to the results,the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the inequality and polariz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imultaneously.When measures are made to decrease the national inequality,that in coast region should be concerned especially.Moreover,polices applied to reduce disparities should be made on lower level.

本文主要采用测度熵(GEM)和极化(TW)相结合方法,从不同集聚层次对1993—2005长三角人均GDP(GDPPC)、农村居民纯收入(RPCI)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UPCI)进行不均衡和极化演化分析,得出计算结果,根据结果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建议政府在低水平集聚层次上进行决策可以有效地降低区域不均衡。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不断深化金融服务,但其能否缓解经济增长中的地域歧视和梯度发展问题尚缺少实证支持的答案。本文基于随机前沿模型,将劳动、传统资本、互联网金融资本和制度等因素纳入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分析框架,以考察各因素特别是互联网金融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收敛假说在中国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各区域的经济差异仍在扩大,各区域相对共同前沿的平均技术效率呈"U"型趋势;传统资本和劳动要素依然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作为新型的金融资源配置方式,互联网金融具有明显的技术无效率

文中分别利用Gini、GE等指数,以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指标,详细考查了从1952~2003年,我国省市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变化态势及其在东部-内陆、南方-北方、高城镇化-低城镇化地区等方向上的变化。人均实际GDP的Gini、GE等指数显示,从1952-2003年,我国省级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总体态势是以较缓慢的速度逐步增加。具体的变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经济不均衡呈周期性地上升、下降运动。就我国省市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在空间上的变化而言,一是在沿海-内陆和高城镇化-低城镇化方向上,分别在1990s中期和1980s中期以前,我国省市区经济不均衡主要表现为区域内部不均衡,但区域之间不均衡则不断增加,并逐步成为省市区经济不均衡主要部分;一是,在北方-南方方向上,我国省市区经济不均衡则是一直表现为区域内部不均衡,区域之间不均衡对省市区经济不均衡的贡献一直显得微不足道。

在现有对投资与消费关系研究缺乏定量研究的基础上,引入Copula函数来探讨投资与消费的变动关系。首先利用因子分析进行投资与消费高维指标的降维处理,这样有效避免了Copula函数在多维变量下的建模复杂性;接着利用半参数建模方法选择了Cumbel函数来描述当前二者的关系;结果显示当前我国投资与消费存在显著不均衡关系,同时二者具有非对称性、非线性等数量特征;最后对上述研究结论进行了经济解释分析。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表现在总量差异上,而且也表现在速度差异上。这种东中西经济发展速度的递减特征和FDI在我国的地区分布相一致,实证数据表明FDI并没有缓解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反而起到了相反作用。

本文利用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和相关的历史数据,全面地分析了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对我国地区差距进行了定量描述与评估,并剖析了我国地区投资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区域经济差异问题的研究很多,而有关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特别是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则较少。文章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度了我国29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1978-2007年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分析其时空变化趋势,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类型进行划分并提出实现效率的策略,最后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四个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呈倒U型变化趋势;省际间效率差异及东-西部与东-中-西部的地带间效率差异较大;四个因素对于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影响迥异,应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升发展效率,实现经济高效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本文以索洛增长模型为基础,通过索洛增长速度方程,从数据计量的角度测算出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划(港澳台除外)的资本边际产出弹性系数、劳动边际产出弹性系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比较分析得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实证结果,最后对相关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2006—2019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文章采用典型特征分析、Dagum基尼系数探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一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较强的空间非均衡性，具有“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二是观测期内，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且“十三五”期间差异上升明显，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三是外商投资水平、人力资本、经济外向程度和道路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最后，研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科学合理发展数字经济的对策建议。

基于2006—2019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文章采用典型特征分析、Dagum基尼系数探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一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较强的空间非均衡性，具有“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二是观测期内，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且“十三五”期间差异上升明显，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三是外商投资水平、人力资本、经济外向程度和道路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最后，研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科学合理发展数字经济的对策建议。

我国石油企业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石油企业相对地方经济超前发展有其先天优势条件和客观因素,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相关理论为油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性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从长期看,只有从规范油地区域分工、互补功能、互惠共赢的全方位视角认知由石油企业拉动地方经济组合联动的模式切换,驾驭产业和城市的协调发展,突出城市发展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才能实现油地区域经济的协调持续健康发展。

贷款反映的是投入一个地区的信贷资金量,体现的是对该地区的支持力度。文章通过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回归分析我们得到两个基本结果:一是贷款余额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贷款能够带动经济的增长。二是贷款的增加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作用呈现区域差异性。对于不同区域,当期贷款带来的影响不一样:东部地区当期贷款每变化一个单位GDP变动0.1776个单位,中部和西部当期贷款对GDP的影响不显著。

相对于静态经济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来说,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动态理论本身是落后的。这些理论的推理,目前被用来解释诸如均衡成长及投资优先次序决定等少数密切相关的问题。二者实质上都涉及发展的途径或设计,这也是目前所探讨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