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供应链动态联盟理论、产业集群联动理论及经济空间设计规划方法,从企业微观层面和经济空间宏观层面对区域物流系统协同演化与创新发展机理进行阐述。从多重角度指出了区域物流实现路径及多尺度空间融合机制,分析了系统创新与演化的三种动力:追求规模经济、降低交易费用、构造竞争优势,并明确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进入21世纪,区域成为参与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利益体,单个区域或行为主体在多元环境的创新活动常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区域协同创新成为一种最佳可行性解决方案。文章从过程理论的角度研究多区域协同创新,探讨多区域协同创新演化路径,并依据参与协同创新的区域及行为主体的不同,将演化路径分为同主体多区域协同创新、同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和跨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三条。研究发现,在同主体多区域协同创新中,由于相同的行为主体存在共性,易达成利益共同体,协同创新目标特点由行为主体类型决定;在同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中,不同类型的行为主体具有不同的利益目标,协同需要逐步融合,但主体知识的多样性和互补性可以弥补其它主体的不足;在跨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中,相比前面两者,协同创新范围更广、形式更灵活、专业性更强,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可以有效降低多元环境障碍,但显然也存在更多的协同障碍。文章还在三条演化路径分析的基础之上,以三个区域协同创新为例,构建了3×3区域协同创新模式及演化路径,为多区域协同创新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东北亚区域开放协同创新研究既是重大国家战略,又是面向区域发展、面向文化传承的重大需求。本文以开展协同创新研究入手,从战略意义、主要目标、主要内容、考核指标、制度设计、预期成效等六个方面探讨体制机制的构建。

协同创新是以知识增值为核心,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形式。开展协同创新,既是当代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对我国高等教育提出的现实要求。因此,有关协同创新的研究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文章提出了协同创新的相关理论支撑与模型,并构建了区域经济社会方面的协同机制,以满足国家、区域及行业等重大的创新需求。

基于协同创新理论视角,运用演化博弈理论,从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个角度构建制造企业和物流企业合作联盟协同创新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对企业策略选择进行稳定性分析,接着运用Matlab软件仿真分析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下不同参数对企业协同创新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市场机制下只有当企业协同创新收益高于"搭便车"收益和投入之和时,联盟才能达到协同创新的稳定状态;政府实施惩罚和补贴政策会促进协同创新联盟的形成;利益分配比例、投入成本系数和知识转移效率均对企业策略选择产生影响。

运用演化博弈方法构建管委会、物流企业及科研机构的三方协同创新模型，分析其演化过程，通过模拟仿真分析不同情形下三方的协同创新策略选择。研究表明：成本分担系数、收益分配系数及违约系数对管委会、物流企业及科研机构的影响存在差异，通常情况下，管委会选择积极支持协同创新；在低层次的成本分担系数下，物流企业参与协同创新而科研机构退出；在中高层次的收益分配系数下，物流企业选择参与协同创新，科研机构选择在中低层次下参与协同创新；在低层次的违约系数下，物流企业与科研机构退出协同创新，中高层次系数下选择参与协同创新。

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已经成为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趋势。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研究成果颇多，涵盖了协同创新的机理、效应、影响因素等诸多方面，但现有研究更多的是基于单一区域的产业集群内部的协同演化。从现实发展来看，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要素流动日益频繁，区域间产业集群的协同创新成为一种经济新常态。本文基于跨区域的视角，引入系统动力学理论和模型，分析不同区域产业集群之间协同创新的动力演化路径，以期能够对跨区域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策略和政策设计提供有益思路。

构建风车模型应用于产学研协同创新，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和李雅普诺夫判别法分析市场驱动机制、政府引导机制、资本支持机制以及平台联动机制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优化模式并进行比较分析，并使用MATLAB软件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主体行为策略的演化过程进行仿真研究。研究表明，与政府引导、资金支持以及平台联动作用机制相比，市场驱动下产学研协同创新各参与主体之间合作意愿更加明显，激励效果显著。通过对比各主体演化博弈策略，构建循环式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提供新思路。

以协同创新为中介变量、环境规制为调节变量,构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技术转移二者关系的理论模型。以我国2002-2015年省域数据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区域技术转移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技术转移有正向影响;协同创新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技术转移的关系发挥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对协同创新与区域技术转移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环境规制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技术转移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多主体协同创新的中介效应实现。结论可为揭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技术转移的作用机制提供理论依据,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多主体协同创新和区域技术转移提供实践参考。

为揭示区域创新系统协同演化机制的本质与规律,在对区域创新系统自组织特征予以描述的基础上,构建区域创新系统协同演化的哈肯模型,选用基础共性技术创新数据与制度创新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运用Minitab软件设计系统演化方案并提出优化对策。研究结果表明:基础共性技术创新代表量是区域创新系统动态演化的序参量;基础共性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在区域创新系统演化过程中具有协同效应,但协同度欠佳;制度创新递增的正反馈机制在区域创新系统演化过程中的信噪比最大,基础共性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推动作用的反映最灵敏;当信噪比最大的参数λ2<0,形成制度创新递增的正反馈机制,同时调控参数使得a、b、λ1均小于0且尽量保持a的绝对值最大,区域创新系统将会实现最优演化水平。

本文采用1998—2012年中国分省区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协同创新指标体系,并从区域间创新要素动态流动视角建立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实证考察了协同创新与空间关联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协同创新过程中,政府科技资助、企业与高校的联结以及企业与科研机构的联结对区域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金融机构资助则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区域间创新要素的动态流动有利于知识的空间溢出,从而促进了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无论采用静态还是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上述结论均具有稳定性。本文研究结果对于全面认识我国区域创新生产要素的组织与协调方式,促进区域创新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创新是第一动力，创新驱动发展需要构建区域协同的国家创新体系。现有研究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政策的实施有效提升了试点城市的创新水平并带动了其他城市的创新发展，但其是否促进了区域协同创新有待进一步研究且缺乏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会促使试点城市的创新环境改善、创新要素聚集和创新能力提升，从而推动创新创业活动的增加并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由此产生的合作创新需求增长以及合作创新环境改善会进一步促进试点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创新合作，进而有利于区域协同创新发展，且试点城市的合作创新能力越强、合作创新环境越好则这种区域协同创新促进效应越强。将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2003—2019年276个地级市的数据，用人均合作专利数来刻画城市间合作创新水平，进而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试点政策对城市合作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政策的实施对试点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合作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在经过删除省会城市样本、PSM-DID检验、试点时间滞后处理、控制其他试点政策影响、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表明试点政策有效促进了区域协同创新；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的创新创业活动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表明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可以通过加快试点城市的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来促进区域协同创新；试点政策的区域协同创新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比中部和西部地区更为显著，表明提高合作创新能力和改善合作创新环境有利于该政策效应的充分发挥。相比已有文献，本文从区域协同创新视角拓展了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政策效应分析，并为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区域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从创新创业活动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两个方面进行的作用机制分析以及地区异质性考察则有利于试点政策的完善和区域协同创新的推进。本文研究表明，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在加快试点城市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区域协同创新。因此，应继续大力推进和推广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构建布局合理的创新型城市网络，并强化创新合作和创新驱动，进而推动形成区域协同的高水平国家创新体系。

基于对三螺旋理论的深入研究,揭示出大学、产业、政府和由三螺旋产生的混合组织在区域协同创新中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剖析各类主体在知识协同创新、技术协同创新和制度协同创新方面的非线性协同互动机制。

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已成为我国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典范。然而由于京、津、冀三地发展的不均衡,如何建立协同创新共同体,快速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此,本文从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的区域特征以及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的横向比较两个方面,分析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现状,总结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构建思路与对策,以期为该地区乃至全国其他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区域主导产业协同创新过程具有显著的生态特征,如创新主体要素的多样性、创新结构的层级性以及优势创新种的重要性等,本质上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在此分析基础上,把区域主导产业协同创新的内在生态机制界定为:价值链的协同进化动力机制、耗散结构的有序化运行机制和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